要炒股,就不能错过美国大选

大选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是一个一度流行的有关美国大选和股市相关性的假说,虽然对具体时间段的划分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相信它存在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大选结束后,总统任期前两年,市场表现会相对较差,而在后两年,市场则会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很多权威机构,比如渣打银行,就出版过报告证明这个假说并不靠谱;并且2012年的大选也证伪了这个结论。但是美国仍然有不少研究者相信这个周期,并且努力给出相应的解释。以下文章摘译自Jeff Sommer 2010年发表于《纽约…

要炒股,就不能错过美国大选

大选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是一个一度流行的有关美国大选和股市相关性的假说,虽然对具体时间段的划分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相信它存在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大选结束后,总统任期前两年,市场表现会相对较差,而在后两年,市场则会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很多权威机构,比如渣打银行,就出版过报告证明这个假说并不靠谱;并且2012年的大选也证伪了这个结论。但是美国仍然有不少研究者相信这个周期,并且努力给出相应的解释。

以下文章摘译自Jeff Sommer 201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 A Presidential Reason to Buy stocks

大选周期?嗯,是的。

一些“私人作坊”式的研究者筛选了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数据,然后发现证券市场在总统四年任期中的前半部分的表现远远好于后半部分。

比如,从1942年开始,不管谁赢,中期选举(midterm election)前的200天总会造就一个“持续上升的市场趋势”。 卢佛集团高级研究员比约根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他发现所研究的17个例子中,标普500指数(Standard&Poor 500)平均上涨了超过18%。

这些数字只是巧合吗?很可能。因为并没有牢靠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数字,并且大选的历史太短,所以这些数据并不能通过严格的统计学测试。然而,还是有一些检测过这个周期的人猜测,它其实反映了政客们一种简单的欲望:使他们或者他们的党派再次当选。

“我认为,一个总统当选后,他会设法尽快摆脱经济中的麻烦,这样在下一次大选开始之前,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前《券商年鉴》主编(The Stock Trader’s ALmanac)耶鲁赫希说。赫希从他的1968年第一版《券商年鉴》开始研究大选周期。他说,“证券市场在对政客的行为做出反应。”

如果没有摸清这种规律的原因,那么这些数字也就只“看上去很厉害” 。“有一种强劲的历史趋势表明,市场在大选周期的第三年中,有上升的势头。” 奈德戴维斯研究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蒂姆海耶斯称。

这里是奈德戴维斯公司对在四年总统任期中,道琼斯指数自1900至2009年平均年化收益的计算:第一年是5.5%,第二年3.7%,而第三年变成了12.6%,第四年是7.5%。

海耶斯称,这种规律显著到到能称之为”令人瞩目“。很多策略师会经常提到这个词。

“这规律非常令人瞩目。” 嘉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利兹 安也这么说。

“这些数字非常令人瞩目。” 格兰瑟姆先生同样说道。

“我喜欢这些数字。” 联合投资公司的证券市场策略师杜塞尔说。因为对大选周期有所了解,她对市场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德保罗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詹姆斯布斯和雷鸟国际管理学院的教授莱纳布斯是一对研究大选周期的夫妻档。他们无法解释2003年在《金融经济学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规律。这对夫妻曾经尝试将证券市场的反应归因于一种更深层次的“政商周期”,但是他们并未找到明显的数据能够将其和通货膨胀或者利率等因素相联系。

”我们无法作出解释。”布斯先生说。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瑞尔虽然没有研究过大选周期,但是他在2008年发表于《公共抉择》中的一篇论文中称,他找到了能够证明“政治-商业”周期和大选日程高度相关的证据,并总结出:从1961年到2004年,货币供给倾向于在总统任期的第二年上升。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他当时只是在推测而已。但是他认为对美联储施加的政治影响是货币供给量上升的原因。“我觉得那种美联储的已经脱离政治或者真实世界事务,而只根据纯学术背景进行决策的观点只是一种虚构的想法。”但有一次例外。他说:”没有确凿证据。”

这个例外发生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候。2006年,在尼克松在白宫的录音的帮助下,Delaware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当斯发现,1971年以及在1972年初,尼克松曾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施压,促使他加强资金供应以减少失业、刺激GDP,以能保证他能够重新当选。尼克松同样也进行了工资和物价控制以限制通胀。那年的大选他大获全胜,虽然最后因为水门事件而耻辱地辞职了。

然而,其他总统可能并没有像尼克松一样做出了越权行为。

即使总统们想要对大选施加影响,”改变经济的运行也是非常困难的。”格兰瑟姆说。但是他补充道,“对证券市场施加影响却十分简单,因为市场对华盛顿传达的信号非常敏感。”他说他相信有很多经理人会用大选周期赌一把,但是还是建议散户们应该依据基本经济学原理来做出决定。

对于桑德斯女士来说,大选周期并不能为她制定投资战略提供足够的信息,仅仅能“以备不时之需”。

比利尼合伙的主席拉兹罗比利尼曾全面地研究过大选周期,但他表示他不会依赖这个周期来制定决策。“单了解大选周期很有趣,但是我不会真的非常在乎它。” “我只看个股。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那才是赚钱良方。”

[详细]

要炒股,就不能错过美国大选

大选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是一个一度流行的有关美国大选和股市相关性的假说,虽然对具体时间段的划分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相信它存在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大选结束后,总统任期前两年,市场表现会相对较差,而在后两年,市场则会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很多权威机构,比如渣打银行,就出版过报告证明这个假说并不靠谱;并且2012年的大选也证伪了这个结论。但是美国仍然有不少研究者相信这个周期,并且努力给出相应的解释。以下文章摘译自Jeff Sommer 2010年发表于《纽约…

要炒股,就不能错过美国大选

大选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是一个一度流行的有关美国大选和股市相关性的假说,虽然对具体时间段的划分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相信它存在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大选结束后,总统任期前两年,市场表现会相对较差,而在后两年,市场则会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很多权威机构,比如渣打银行,就出版过报告证明这个假说并不靠谱;并且2012年的大选也证伪了这个结论。但是美国仍然有不少研究者相信这个周期,并且努力给出相应的解释。

以下文章摘译自Jeff Sommer 201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 A Presidential Reason to Buy stocks

大选周期?嗯,是的。

一些“私人作坊”式的研究者筛选了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数据,然后发现证券市场在总统四年任期中的前半部分的表现远远好于后半部分。

比如,从1942年开始,不管谁赢,中期选举(midterm election)前的200天总会造就一个“持续上升的市场趋势”。 卢佛集团高级研究员比约根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他发现所研究的17个例子中,标普500指数(Standard&Poor 500)平均上涨了超过18%。

这些数字只是巧合吗?很可能。因为并没有牢靠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数字,并且大选的历史太短,所以这些数据并不能通过严格的统计学测试。然而,还是有一些检测过这个周期的人猜测,它其实反映了政客们一种简单的欲望:使他们或者他们的党派再次当选。

“我认为,一个总统当选后,他会设法尽快摆脱经济中的麻烦,这样在下一次大选开始之前,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前《券商年鉴》主编(The Stock Trader’s ALmanac)耶鲁赫希说。赫希从他的1968年第一版《券商年鉴》开始研究大选周期。他说,“证券市场在对政客的行为做出反应。”

如果没有摸清这种规律的原因,那么这些数字也就只“看上去很厉害” 。“有一种强劲的历史趋势表明,市场在大选周期的第三年中,有上升的势头。” 奈德戴维斯研究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蒂姆海耶斯称。

这里是奈德戴维斯公司对在四年总统任期中,道琼斯指数自1900至2009年平均年化收益的计算:第一年是5.5%,第二年3.7%,而第三年变成了12.6%,第四年是7.5%。

海耶斯称,这种规律显著到到能称之为”令人瞩目“。很多策略师会经常提到这个词。

“这规律非常令人瞩目。” 嘉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利兹 安也这么说。

“这些数字非常令人瞩目。” 格兰瑟姆先生同样说道。

“我喜欢这些数字。” 联合投资公司的证券市场策略师杜塞尔说。因为对大选周期有所了解,她对市场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德保罗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詹姆斯布斯和雷鸟国际管理学院的教授莱纳布斯是一对研究大选周期的夫妻档。他们无法解释2003年在《金融经济学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规律。这对夫妻曾经尝试将证券市场的反应归因于一种更深层次的“政商周期”,但是他们并未找到明显的数据能够将其和通货膨胀或者利率等因素相联系。

”我们无法作出解释。”布斯先生说。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瑞尔虽然没有研究过大选周期,但是他在2008年发表于《公共抉择》中的一篇论文中称,他找到了能够证明“政治-商业”周期和大选日程高度相关的证据,并总结出:从1961年到2004年,货币供给倾向于在总统任期的第二年上升。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他当时只是在推测而已。但是他认为对美联储施加的政治影响是货币供给量上升的原因。“我觉得那种美联储的已经脱离政治或者真实世界事务,而只根据纯学术背景进行决策的观点只是一种虚构的想法。”但有一次例外。他说:”没有确凿证据。”

这个例外发生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候。2006年,在尼克松在白宫的录音的帮助下,Delaware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当斯发现,1971年以及在1972年初,尼克松曾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施压,促使他加强资金供应以减少失业、刺激GDP,以能保证他能够重新当选。尼克松同样也进行了工资和物价控制以限制通胀。那年的大选他大获全胜,虽然最后因为水门事件而耻辱地辞职了。

然而,其他总统可能并没有像尼克松一样做出了越权行为。

即使总统们想要对大选施加影响,”改变经济的运行也是非常困难的。”格兰瑟姆说。但是他补充道,“对证券市场施加影响却十分简单,因为市场对华盛顿传达的信号非常敏感。”他说他相信有很多经理人会用大选周期赌一把,但是还是建议散户们应该依据基本经济学原理来做出决定。

对于桑德斯女士来说,大选周期并不能为她制定投资战略提供足够的信息,仅仅能“以备不时之需”。

比利尼合伙的主席拉兹罗比利尼曾全面地研究过大选周期,但他表示他不会依赖这个周期来制定决策。“单了解大选周期很有趣,但是我不会真的非常在乎它。” “我只看个股。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那才是赚钱良方。”

[详细]

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2015年10月23…

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

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

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

2015年10月23日,25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罗亚尔必败”的脸书页面,随后就向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表示罗亚尔家族要“为18世纪30年代中期死亡的88个奴隶负责”,他们“活活烧死了77个,绞死了6个,用车碾死了5个,只是为了宣扬他们身为奴隶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学院“从官方公章上移除罗亚尔家族的纹章”。

一个月后,院长米诺组建了一个9人委员会,包括了法学院的教授、学生和往届校友来讨论这件事。他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整研究了罗亚尔家族的历史,与法学院的分支机构们交换了意见,还组织了社团会议邀请其他学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后在2016年3月4日向哈佛董事会提交了一份11页的最终意见和4页的反对派观点,表示支持废除罗亚尔家族的“三捆麦子”院徽。

10天以后,哈佛董事会给出了答复,支持法学院废除旧院徽,并建议他们在2017年的两百年建院庆典前设计出一个新的院徽。

从提出想法到最终被认可,耗时5个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虽然直到哈佛董事会发出了带着校长签名的最终决议函,学院内依然分裂为观点相左的两派,但支持废除院徽的学生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社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除了最初的“罗亚尔必败”,后来学生还成立了另一个社团“重拾哈佛法学院(Reclaim Harvard Law)”,并且占领了学生休息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据点,他们在休息室里安了家、吃喝睡,表示抗议。在哈佛董事会同意废除旧院徽后,他们才渐渐散去,但也表示会继续给学院施压来表达一些其他诉求,比如课程改革、聘用更多的少数族裔教职工等。

不同意见认为,哈佛不应当用抹去历史的方法与种族歧视进行区隔,历史就是历史。

废除院徽只是哈佛大学里众多反歧视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去年12月,他们刚刚通过投票废除了另一个百年传统:把宿管叫做“Master”。Master在英文中有“主人”的意思,是曾经黑奴对他们主人的称呼。尽管这个叫法在哈佛的用语中实际源自旧日欧洲人对屋子主人和老师的称呼,和黑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许多学生抱怨说这个词会让他们联想到那段历史。于是后来经过宿管们内部投票,一致通过废除这个头衔。在不久前,普林斯顿大学也宣布更改他们宿管的“宿舍主人(master of the residential college)”头衔,改为“园长(head of college)”。

然而更改头衔对于普林斯顿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动作,这段时间这里的学生还在酝酿一个声势更大的运动:把前总统的历史遗迹逐出校园。

伍德罗·威尔逊不仅是普林斯顿第13位校长,而且是美国第28位总统。1896年当威尔逊还是普林斯顿的教授时,他发表了演讲“普林斯顿,只为国家服务”,这后来成为了普林斯顿非正式的校训。他曾经是这个学校的骄傲,普林斯顿的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官方名字叫“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宿舍住宅区;他的照片布满了食堂的整面墙;校级剧团里最受欢迎的一首歌中把普林斯顿称作“威尔逊庙”……然而,威尔逊也是公开的3K党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的代表;在他当校长的任期内没有一个黑人学生得以入校。

2014年11月,学生组织“黑人公正联盟(Black Justice League)”成立了。2015年11月,他们在校长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长达32小时的静坐抗议,向学校提出了七条要求,其中三条都是关于废除伍德罗·威尔逊的,要求学校承认他的历史污点、取消以他的名字命名学院和建筑、撤走他的大幅壁画。

静坐结束后,校长Christopher L Eisgruber就和抗议学生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几个小时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校长保证会认真考虑学生的要求,学校理事会也宣布会详细调查伍德罗·威尔逊的历史背景。2016年1月,理事会组建了一个10人的“威尔逊遗产回顾委员会(Wilson Legacy Review Committee)”,并邀请了9位学者和传记作家来对威尔逊的荣誉遗产进行估值,每人写了几十页的论文,都公开在学校官网上。随后,委员会还组织了公开听证会,建立了相关网站,供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理事会承诺会在2016年春季给出最终决议。

近两年,欧美各大高校的抗议活动正在白热化,从美国常青藤到英国牛津剑桥,学生们都在迫不及待地从历史名人下手,试图通过推翻他们推动不同族裔之间的平等和交流。对于高校的管理者们来说,频发的学生抗议活动虽然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适度引导,有时候也不得不从善如流。

在1969年,发生了“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当时爱荷华州的一部分学生因为抗议越南战争、佩戴了黑章,而被学校处罚。当时的大法官Abe Fortas写道:“学校不可能是极权主义的聚集地,校方在他们的学生面前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学生……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就像他们尊重他们对国家的义务一样。”这是第一次明确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权力延伸到学校,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决:“学校不得限制未对学校正常活动有“重大且显著”破坏的象征性言论。”

虽然几年后对于抗议具体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但这次裁决依然成为了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范本。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在学生手册中都会明确标明“学校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鼓励不同意见的发声”。

但从抗议到生效还有漫长的道路,并不是所有意见都会得到采纳。例如作为哈佛“罗亚尔必败”运动先驱的牛津“Rhodes必败”就被学校官方无视了。尽管学生有抗议的自由,但对于抗议的回应,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在抗议活动频发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里,校长和教职工们已经锻炼出了迅速的反应与灵活的处理技巧,能在短时间内安抚并驱散他们。但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议题,或是学生们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抗议,更多的学校会选择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有必要时会临时组建专门的委员会,对议题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调查,并邀请学生进行辩论或投票,综合得出最后的结论;最后由委员会递交报告给学校董事会,由董事会做出最后的决议——就像哈佛废弃院徽一样。

哈佛学院院长拉凯什·库拉纳在他的演讲中说:“作为一个拥有着独特历史地位的学院,这一议案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语言修辞、未来预期以及实际操作符合21世纪的学生需求。”

[详细]

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2015年10月23…

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

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

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

2015年10月23日,25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罗亚尔必败”的脸书页面,随后就向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表示罗亚尔家族要“为18世纪30年代中期死亡的88个奴隶负责”,他们“活活烧死了77个,绞死了6个,用车碾死了5个,只是为了宣扬他们身为奴隶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学院“从官方公章上移除罗亚尔家族的纹章”。

一个月后,院长米诺组建了一个9人委员会,包括了法学院的教授、学生和往届校友来讨论这件事。他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整研究了罗亚尔家族的历史,与法学院的分支机构们交换了意见,还组织了社团会议邀请其他学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后在2016年3月4日向哈佛董事会提交了一份11页的最终意见和4页的反对派观点,表示支持废除罗亚尔家族的“三捆麦子”院徽。

10天以后,哈佛董事会给出了答复,支持法学院废除旧院徽,并建议他们在2017年的两百年建院庆典前设计出一个新的院徽。

从提出想法到最终被认可,耗时5个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虽然直到哈佛董事会发出了带着校长签名的最终决议函,学院内依然分裂为观点相左的两派,但支持废除院徽的学生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社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除了最初的“罗亚尔必败”,后来学生还成立了另一个社团“重拾哈佛法学院(Reclaim Harvard Law)”,并且占领了学生休息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据点,他们在休息室里安了家、吃喝睡,表示抗议。在哈佛董事会同意废除旧院徽后,他们才渐渐散去,但也表示会继续给学院施压来表达一些其他诉求,比如课程改革、聘用更多的少数族裔教职工等。

不同意见认为,哈佛不应当用抹去历史的方法与种族歧视进行区隔,历史就是历史。

废除院徽只是哈佛大学里众多反歧视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去年12月,他们刚刚通过投票废除了另一个百年传统:把宿管叫做“Master”。Master在英文中有“主人”的意思,是曾经黑奴对他们主人的称呼。尽管这个叫法在哈佛的用语中实际源自旧日欧洲人对屋子主人和老师的称呼,和黑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许多学生抱怨说这个词会让他们联想到那段历史。于是后来经过宿管们内部投票,一致通过废除这个头衔。在不久前,普林斯顿大学也宣布更改他们宿管的“宿舍主人(master of the residential college)”头衔,改为“园长(head of college)”。

然而更改头衔对于普林斯顿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动作,这段时间这里的学生还在酝酿一个声势更大的运动:把前总统的历史遗迹逐出校园。

伍德罗·威尔逊不仅是普林斯顿第13位校长,而且是美国第28位总统。1896年当威尔逊还是普林斯顿的教授时,他发表了演讲“普林斯顿,只为国家服务”,这后来成为了普林斯顿非正式的校训。他曾经是这个学校的骄傲,普林斯顿的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官方名字叫“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宿舍住宅区;他的照片布满了食堂的整面墙;校级剧团里最受欢迎的一首歌中把普林斯顿称作“威尔逊庙”……然而,威尔逊也是公开的3K党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的代表;在他当校长的任期内没有一个黑人学生得以入校。

2014年11月,学生组织“黑人公正联盟(Black Justice League)”成立了。2015年11月,他们在校长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长达32小时的静坐抗议,向学校提出了七条要求,其中三条都是关于废除伍德罗·威尔逊的,要求学校承认他的历史污点、取消以他的名字命名学院和建筑、撤走他的大幅壁画。

静坐结束后,校长Christopher L Eisgruber就和抗议学生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几个小时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校长保证会认真考虑学生的要求,学校理事会也宣布会详细调查伍德罗·威尔逊的历史背景。2016年1月,理事会组建了一个10人的“威尔逊遗产回顾委员会(Wilson Legacy Review Committee)”,并邀请了9位学者和传记作家来对威尔逊的荣誉遗产进行估值,每人写了几十页的论文,都公开在学校官网上。随后,委员会还组织了公开听证会,建立了相关网站,供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理事会承诺会在2016年春季给出最终决议。

近两年,欧美各大高校的抗议活动正在白热化,从美国常青藤到英国牛津剑桥,学生们都在迫不及待地从历史名人下手,试图通过推翻他们推动不同族裔之间的平等和交流。对于高校的管理者们来说,频发的学生抗议活动虽然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适度引导,有时候也不得不从善如流。

在1969年,发生了“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当时爱荷华州的一部分学生因为抗议越南战争、佩戴了黑章,而被学校处罚。当时的大法官Abe Fortas写道:“学校不可能是极权主义的聚集地,校方在他们的学生面前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学生……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就像他们尊重他们对国家的义务一样。”这是第一次明确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权力延伸到学校,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决:“学校不得限制未对学校正常活动有“重大且显著”破坏的象征性言论。”

虽然几年后对于抗议具体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但这次裁决依然成为了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范本。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在学生手册中都会明确标明“学校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鼓励不同意见的发声”。

但从抗议到生效还有漫长的道路,并不是所有意见都会得到采纳。例如作为哈佛“罗亚尔必败”运动先驱的牛津“Rhodes必败”就被学校官方无视了。尽管学生有抗议的自由,但对于抗议的回应,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在抗议活动频发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里,校长和教职工们已经锻炼出了迅速的反应与灵活的处理技巧,能在短时间内安抚并驱散他们。但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议题,或是学生们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抗议,更多的学校会选择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有必要时会临时组建专门的委员会,对议题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调查,并邀请学生进行辩论或投票,综合得出最后的结论;最后由委员会递交报告给学校董事会,由董事会做出最后的决议——就像哈佛废弃院徽一样。

哈佛学院院长拉凯什·库拉纳在他的演讲中说:“作为一个拥有着独特历史地位的学院,这一议案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语言修辞、未来预期以及实际操作符合21世纪的学生需求。”

[详细]

投票选不出总统,美国怎么办?

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而选举人团有538人,是个偶数。那么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拿到了相同的选举人票数;或者出现了不止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没拿到多数票,会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靠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了。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是用来解决“胜负不分”的僵局的。然而,催生了第十二修正案的1800年大选中,并不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取得了相同票数,而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的票数。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最初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选举人团)。1787年初建的选举人团制度和现在的并不一样…

投票选不出总统,美国怎么办?

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而选举人团有538人,是个偶数。那么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拿到了相同的选举人票数;或者出现了不止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没拿到多数票,会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靠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了。

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是用来解决“胜负不分”的僵局的。然而,催生了第十二修正案的1800年大选中,并不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取得了相同票数,而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的票数。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最初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选举人团)。1787年初建的选举人团制度和现在的并不一样。在当时,每个选举人手中的两张选票,并没有规定要分别投给总统和副总统,而只要将两张选票投给选举人认为最合适的两个人就行,最终得票第一的当总统,而第二就是副总统。

1800年的选举中,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联邦党人亚当斯竞逐总统。虽然杰斐逊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亚当斯,但是出现了很尴尬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他的副总统候选搭档伯尔都收到了相同的73张选票,那么谁来当总统呢?根据美国宪法,如果两位候选人平局,那么应交由众议院票选出总统。然而,当时的美国国会是由联邦党人控制的“跛脚鸭国会”(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跛脚鸭),多数联邦党议员视杰斐逊为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千方百计要阻挠杰斐逊当选总统。两方僵持的局面持续了35轮,在第36轮投票中,德高望众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其它议员,这才使杰斐逊成功当选。

这样的制度漏洞,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平局,更难以想到日后的美国政治中会出现政党分立的局面,以至于出现一党的总统候选人能否当选会掌握在与之对立的党派的手上。18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二条修正案,规定选举人的两张选票必须分开投给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才解决了尴尬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众议院席位是根据各州人口比例计算的,但是在票选总统的时候,和选举人团不一样,每个州只有有一张选票。这样,就允许人口小州,比如怀俄明州,在众议院的总统选举上和是它人口七十多倍的加利福尼亚州有着相同的话语权。

第十二修正案制定了之后,还存在着一种胜负不分的局面。根据第十二修正案,只有赢得选举人团投票的多数,才能当选总统。然而问题来了,万一出现了多个候选人,且每个候选人均拿不到多数票怎么办呢?第十二修正案给出的答案仍然是:交给国会。

这种状况在1824年的选举中发生了。当时参选的四位候选人:约翰亚当斯拿到84票,安德鲁杰克逊拿到99票,克劳福德拿到41票,而克莱拿到了37票。可以看出,他们都没能拿到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根据第十二修正案,总统的选举工作交给了众议院,最后约翰亚当斯经过票选当选了第六任美国总统,即使他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并不是第一名。1824年的选举是至今在第十二修正案规定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众议院选出总统的大选。

然而,即使交给了众议院,也会出现和选举人团相似的局面:众议院手里也只有50张选票,仍然是个偶数。也就是说,众议院也有可能无法最终选出总统。第十二修正案同样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众议院没能在第二年3月4日之前选出副总统,那么这种状况可以视作与总统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继续行驶职权的情况一样,总统一职将由副总统代任。

[详细]

投票选不出总统,美国怎么办?

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而选举人团有538人,是个偶数。那么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拿到了相同的选举人票数;或者出现了不止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没拿到多数票,会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靠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了。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是用来解决“胜负不分”的僵局的。然而,催生了第十二修正案的1800年大选中,并不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取得了相同票数,而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的票数。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最初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选举人团)。1787年初建的选举人团制度和现在的并不一样…

投票选不出总统,美国怎么办?

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而选举人团有538人,是个偶数。那么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拿到了相同的选举人票数;或者出现了不止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没拿到多数票,会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靠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了。

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是用来解决“胜负不分”的僵局的。然而,催生了第十二修正案的1800年大选中,并不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取得了相同票数,而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的票数。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最初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选举人团)。1787年初建的选举人团制度和现在的并不一样。在当时,每个选举人手中的两张选票,并没有规定要分别投给总统和副总统,而只要将两张选票投给选举人认为最合适的两个人就行,最终得票第一的当总统,而第二就是副总统。

1800年的选举中,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联邦党人亚当斯竞逐总统。虽然杰斐逊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亚当斯,但是出现了很尴尬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他的副总统候选搭档伯尔都收到了相同的73张选票,那么谁来当总统呢?根据美国宪法,如果两位候选人平局,那么应交由众议院票选出总统。然而,当时的美国国会是由联邦党人控制的“跛脚鸭国会”(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跛脚鸭),多数联邦党议员视杰斐逊为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千方百计要阻挠杰斐逊当选总统。两方僵持的局面持续了35轮,在第36轮投票中,德高望众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其它议员,这才使杰斐逊成功当选。

这样的制度漏洞,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平局,更难以想到日后的美国政治中会出现政党分立的局面,以至于出现一党的总统候选人能否当选会掌握在与之对立的党派的手上。18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二条修正案,规定选举人的两张选票必须分开投给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才解决了尴尬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众议院席位是根据各州人口比例计算的,但是在票选总统的时候,和选举人团不一样,每个州只有有一张选票。这样,就允许人口小州,比如怀俄明州,在众议院的总统选举上和是它人口七十多倍的加利福尼亚州有着相同的话语权。

第十二修正案制定了之后,还存在着一种胜负不分的局面。根据第十二修正案,只有赢得选举人团投票的多数,才能当选总统。然而问题来了,万一出现了多个候选人,且每个候选人均拿不到多数票怎么办呢?第十二修正案给出的答案仍然是:交给国会。

这种状况在1824年的选举中发生了。当时参选的四位候选人:约翰亚当斯拿到84票,安德鲁杰克逊拿到99票,克劳福德拿到41票,而克莱拿到了37票。可以看出,他们都没能拿到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根据第十二修正案,总统的选举工作交给了众议院,最后约翰亚当斯经过票选当选了第六任美国总统,即使他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并不是第一名。1824年的选举是至今在第十二修正案规定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众议院选出总统的大选。

然而,即使交给了众议院,也会出现和选举人团相似的局面:众议院手里也只有50张选票,仍然是个偶数。也就是说,众议院也有可能无法最终选出总统。第十二修正案同样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众议院没能在第二年3月4日之前选出副总统,那么这种状况可以视作与总统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继续行驶职权的情况一样,总统一职将由副总统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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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美国总统?还得有个神队友

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伙伴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总统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很谨慎地评估并选择竞选伙伴,因为他(她)对于竞选活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名义上,各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但由于初选制度的普及和大会职能的转变(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往往由总统候选人决定,而且一般会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宣布。1804年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做明确区分,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得票第一的就是总统,而第二被选为副总统。然而,1800年…

想当美国总统?还得有个神队友

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伙伴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总统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很谨慎地评估并选择竞选伙伴,因为他(她)对于竞选活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名义上,各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但由于初选制度的普及和大会职能的转变(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往往由总统候选人决定,而且一般会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宣布。

1804年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做明确区分,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得票第一的就是总统,而第二被选为副总统。然而,1800年的大选中,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票却尴尬地相同,以至引发了之后一系列争夺总统大位的斗争。从1804年开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通过,规定选举人团要分开向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投票,从而结束了混乱的局面。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人林肯与民主党人约翰逊结伴共同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从而赢得选举,这之后在大选中,各州将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放在了一张选票上,奠定了结伴竞选的传统。

在选择竞选伙伴时,竞选团队通常会尽可能挑选和总统候选人异质的人选,以求选票平衡(ticket balance)。一般需要地域平衡和政治主张平衡两个方面。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地域上的南北平衡是总统竞选中的关键,然而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南北平衡不再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政治主张上的平衡意味着总统候选人需要选择一个主张相对和他不同的伙伴。一个偏向自由或保守的总统会选立场相对中立的候选人,以为他带来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也存在其他的平衡方式,比如年龄上的平衡。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08年72岁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选择了44岁的莎拉佩林,因为他认为佩林代表了更年轻、活跃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阿尔戈尔,他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政治主张相似,年龄也差不多(仅差两岁)。对于克林顿来说,他加强了团队的主张,而不是平衡,然而这个组合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虽然约翰亚当斯曾经说副总统是“人类发明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优秀的副总统候选人却能够有力地帮助总统赢得大选。作为初出茅庐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选择了经验丰富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帮助肯尼迪在属于共和党势力范围的南方获得胜利,并且他还作为一个民权运动和科学研究的支持者为肯尼迪赢得了不少选票。而小布什选择迪克切尼也是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缺乏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经验,而切尼不仅能提供这些经验,还以一个非常务实的形象(他因为不苟言笑的举止被称为“达斯维达”)让选民相信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竞选,更是为了治理国家。

也有一些很糟糕的竞选伙伴会拖累总统候选人,甚至毁掉整个选举活动。比如前文提到的莎拉佩林。她在媒体面前糟糕的表现被认为是麦凯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佩林缺乏在辩论和访谈中有效回答问题的能力,甚至面对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你平时读什么报纸”时,都不知道如何答复。还有一些竞选伙伴,即使能帮助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也会在执政期间成为害群之马。虽然艾格纽在大选期间帮助尼克松获得了南部的支持,但是在后来执政的过程中,艾格纽因为其过激的言论使得整体舆论环境与总统相对立。然而,尼克松并没有选择炒掉艾格纽,只是无奈地开玩笑:如果艾格纽一直当副总统,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刺客都不会来刺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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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美国总统?还得有个神队友

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伙伴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总统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很谨慎地评估并选择竞选伙伴,因为他(她)对于竞选活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名义上,各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但由于初选制度的普及和大会职能的转变(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往往由总统候选人决定,而且一般会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宣布。1804年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做明确区分,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得票第一的就是总统,而第二被选为副总统。然而,1800年…

想当美国总统?还得有个神队友

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伙伴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总统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很谨慎地评估并选择竞选伙伴,因为他(她)对于竞选活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名义上,各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但由于初选制度的普及和大会职能的转变(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往往由总统候选人决定,而且一般会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宣布。

1804年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做明确区分,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得票第一的就是总统,而第二被选为副总统。然而,1800年的大选中,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票却尴尬地相同,以至引发了之后一系列争夺总统大位的斗争。从1804年开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通过,规定选举人团要分开向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投票,从而结束了混乱的局面。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人林肯与民主党人约翰逊结伴共同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从而赢得选举,这之后在大选中,各州将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放在了一张选票上,奠定了结伴竞选的传统。

在选择竞选伙伴时,竞选团队通常会尽可能挑选和总统候选人异质的人选,以求选票平衡(ticket balance)。一般需要地域平衡和政治主张平衡两个方面。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地域上的南北平衡是总统竞选中的关键,然而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南北平衡不再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政治主张上的平衡意味着总统候选人需要选择一个主张相对和他不同的伙伴。一个偏向自由或保守的总统会选立场相对中立的候选人,以为他带来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也存在其他的平衡方式,比如年龄上的平衡。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08年72岁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选择了44岁的莎拉佩林,因为他认为佩林代表了更年轻、活跃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阿尔戈尔,他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政治主张相似,年龄也差不多(仅差两岁)。对于克林顿来说,他加强了团队的主张,而不是平衡,然而这个组合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虽然约翰亚当斯曾经说副总统是“人类发明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优秀的副总统候选人却能够有力地帮助总统赢得大选。作为初出茅庐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选择了经验丰富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帮助肯尼迪在属于共和党势力范围的南方获得胜利,并且他还作为一个民权运动和科学研究的支持者为肯尼迪赢得了不少选票。而小布什选择迪克切尼也是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缺乏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经验,而切尼不仅能提供这些经验,还以一个非常务实的形象(他因为不苟言笑的举止被称为“达斯维达”)让选民相信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竞选,更是为了治理国家。

也有一些很糟糕的竞选伙伴会拖累总统候选人,甚至毁掉整个选举活动。比如前文提到的莎拉佩林。她在媒体面前糟糕的表现被认为是麦凯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佩林缺乏在辩论和访谈中有效回答问题的能力,甚至面对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你平时读什么报纸”时,都不知道如何答复。还有一些竞选伙伴,即使能帮助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也会在执政期间成为害群之马。虽然艾格纽在大选期间帮助尼克松获得了南部的支持,但是在后来执政的过程中,艾格纽因为其过激的言论使得整体舆论环境与总统相对立。然而,尼克松并没有选择炒掉艾格纽,只是无奈地开玩笑:如果艾格纽一直当副总统,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刺客都不会来刺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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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天

美国的选举日被定在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每年的选举日都会选出从州到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每逢偶数年,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参、众议员都会从选举日产生;这其中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日当天,总统大位鹿死谁手将会有最终定论。美国选举日的日期并不固定,但因为“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原因,选举日只会在11月2日至8日之间出现。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只要在12月第一个周三前34天的范围内,各州都能自行决定各自选举日的日期。然而,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缺点,比如先完成投票的州的选情…

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天

美国的选举日被定在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每年的选举日都会选出从州到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每逢偶数年,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参、众议员都会从选举日产生;这其中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日当天,总统大位鹿死谁手将会有最终定论。

美国选举日的日期并不固定,但因为“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原因,选举日只会在11月2日至8日之间出现。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只要在12月第一个周三前34天的范围内,各州都能自行决定各自选举日的日期。然而,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缺点,比如先完成投票的州的选情会影响到尚未投票的州。并且这样的安排也是处于因为当时州与州之间沟通不便的无奈。随着交通通讯状况的改善,美国国会于1845年在一个统一的日期来投票,即现在的“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偏偏就选择了“周二”和“11月”来投票呢?19世纪时,美国人大多从事农业活动,投票站往往距离他们生活的地方非常远。由于交通不便,当时人们通常需要至少一天的时间奔赴投票的地点,所以政府必须留出两天的时间以供选民投票。首先,不能选择周末。因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会选择在教堂度过周日;而周三作为农民的交易日也不能作为选择,所以最终只能选择周二。为什么选择11月呢?这也与农业有关。若将选举日定到春天或者初夏,离开农场投票便可能会影响到播种;而夏末到初秋则是收获的时节,选举日同样会干扰到农业活动。所以,深秋的11月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处在收获与播种的农闲时节,也避过了寒冷的冬天。

选举日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投票。然而人们投票的方式却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它们所在的州的规定。大多数州都选择投票站的方式,民众往往在选举日之前就能收到选票的样张,在这份样张中会告知他们投票站的地点。选举日当天,大多数州通常会在早上6点到8点开放投票,在晚上6点到9点关闭。然而,在有些州,比如俄勒冈州,选票几乎都是通过邮政寄到民众手上,人们不需要去投票站投票,所有的选票都会在选举日当天一个指定的时间再被收回。而在华盛顿州,近乎所有人都会选择用邮政来递送选票,当然封存选票的信封必须盖上选举日当日的邮戳。

在采取投票站方式投票的州中,选举日当天往往会出现“排长龙”的现象。某些选区在高峰期甚至几小时都透不上票。为了解决这种尴尬的局面,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州允许提前投票(early voting)。提前的时间从提前4天到50天不等。当然提前投票还有另外的考量,比如这样能够提升投票的参与度,并且能够照顾到选举日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投票的人。然而,有批评者指出提前投票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这样会“稀释”选举日的投票的重要性。因为投票早已在选举日之前发生,候选人很可能难以在该州坚持到最后一刻,转而将注意力分散至其它在选举日统一投票的州中去。

虽然选举日在一些州被规定为公众假日,但它在全国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联邦假日。有人指出美国大选中的低投票率可能和选举日不放假有关,于是提议将选举日改成一个全国性假日,以鼓励投票。2005年,民主党众议员John Conyer提出法案,要将偶数年(即选出参众议员、副总统和总统的年份)的选举日定为联邦法定假日,暂定名为“民主日”(Democracy Day)。然而该法案至今未能通过。也有人提出,应将选举日移至周末。因为周二作为选举日并未写入宪法,并且这也是为了适应美国19世纪的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势,并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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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天

美国的选举日被定在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每年的选举日都会选出从州到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每逢偶数年,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参、众议员都会从选举日产生;这其中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日当天,总统大位鹿死谁手将会有最终定论。美国选举日的日期并不固定,但因为“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原因,选举日只会在11月2日至8日之间出现。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只要在12月第一个周三前34天的范围内,各州都能自行决定各自选举日的日期。然而,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缺点,比如先完成投票的州的选情…

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天

美国的选举日被定在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每年的选举日都会选出从州到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每逢偶数年,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参、众议员都会从选举日产生;这其中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日当天,总统大位鹿死谁手将会有最终定论。

美国选举日的日期并不固定,但因为“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原因,选举日只会在11月2日至8日之间出现。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只要在12月第一个周三前34天的范围内,各州都能自行决定各自选举日的日期。然而,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缺点,比如先完成投票的州的选情会影响到尚未投票的州。并且这样的安排也是处于因为当时州与州之间沟通不便的无奈。随着交通通讯状况的改善,美国国会于1845年在一个统一的日期来投票,即现在的“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偏偏就选择了“周二”和“11月”来投票呢?19世纪时,美国人大多从事农业活动,投票站往往距离他们生活的地方非常远。由于交通不便,当时人们通常需要至少一天的时间奔赴投票的地点,所以政府必须留出两天的时间以供选民投票。首先,不能选择周末。因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会选择在教堂度过周日;而周三作为农民的交易日也不能作为选择,所以最终只能选择周二。为什么选择11月呢?这也与农业有关。若将选举日定到春天或者初夏,离开农场投票便可能会影响到播种;而夏末到初秋则是收获的时节,选举日同样会干扰到农业活动。所以,深秋的11月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处在收获与播种的农闲时节,也避过了寒冷的冬天。

选举日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投票。然而人们投票的方式却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它们所在的州的规定。大多数州都选择投票站的方式,民众往往在选举日之前就能收到选票的样张,在这份样张中会告知他们投票站的地点。选举日当天,大多数州通常会在早上6点到8点开放投票,在晚上6点到9点关闭。然而,在有些州,比如俄勒冈州,选票几乎都是通过邮政寄到民众手上,人们不需要去投票站投票,所有的选票都会在选举日当天一个指定的时间再被收回。而在华盛顿州,近乎所有人都会选择用邮政来递送选票,当然封存选票的信封必须盖上选举日当日的邮戳。

在采取投票站方式投票的州中,选举日当天往往会出现“排长龙”的现象。某些选区在高峰期甚至几小时都透不上票。为了解决这种尴尬的局面,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州允许提前投票(early voting)。提前的时间从提前4天到50天不等。当然提前投票还有另外的考量,比如这样能够提升投票的参与度,并且能够照顾到选举日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投票的人。然而,有批评者指出提前投票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这样会“稀释”选举日的投票的重要性。因为投票早已在选举日之前发生,候选人很可能难以在该州坚持到最后一刻,转而将注意力分散至其它在选举日统一投票的州中去。

虽然选举日在一些州被规定为公众假日,但它在全国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联邦假日。有人指出美国大选中的低投票率可能和选举日不放假有关,于是提议将选举日改成一个全国性假日,以鼓励投票。2005年,民主党众议员John Conyer提出法案,要将偶数年(即选出参众议员、副总统和总统的年份)的选举日定为联邦法定假日,暂定名为“民主日”(Democracy Day)。然而该法案至今未能通过。也有人提出,应将选举日移至周末。因为周二作为选举日并未写入宪法,并且这也是为了适应美国19世纪的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势,并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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