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炒股,就不能错过美国大选

大选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是一个一度流行的有关美国大选和股市相关性的假说,虽然对具体时间段的划分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相信它存在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大选结束后,总统任期前两年,市场表现会相对较差,而在后两年,市场则会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很多权威机构,比如渣打银行,就出版过报告证明这个假说并不靠谱;并且2012年的大选也证伪了这个结论。但是美国仍然有不少研究者相信这个周期,并且努力给出相应的解释。以下文章摘译自Jeff Sommer 2010年发表于《纽约…

要炒股,就不能错过美国大选

大选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是一个一度流行的有关美国大选和股市相关性的假说,虽然对具体时间段的划分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相信它存在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大选结束后,总统任期前两年,市场表现会相对较差,而在后两年,市场则会有不错的成绩。然而,很多权威机构,比如渣打银行,就出版过报告证明这个假说并不靠谱;并且2012年的大选也证伪了这个结论。但是美国仍然有不少研究者相信这个周期,并且努力给出相应的解释。

以下文章摘译自Jeff Sommer 201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 A Presidential Reason to Buy stocks

大选周期?嗯,是的。

一些“私人作坊”式的研究者筛选了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数据,然后发现证券市场在总统四年任期中的前半部分的表现远远好于后半部分。

比如,从1942年开始,不管谁赢,中期选举(midterm election)前的200天总会造就一个“持续上升的市场趋势”。 卢佛集团高级研究员比约根说。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他发现所研究的17个例子中,标普500指数(Standard&Poor 500)平均上涨了超过18%。

这些数字只是巧合吗?很可能。因为并没有牢靠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数字,并且大选的历史太短,所以这些数据并不能通过严格的统计学测试。然而,还是有一些检测过这个周期的人猜测,它其实反映了政客们一种简单的欲望:使他们或者他们的党派再次当选。

“我认为,一个总统当选后,他会设法尽快摆脱经济中的麻烦,这样在下一次大选开始之前,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前《券商年鉴》主编(The Stock Trader’s ALmanac)耶鲁赫希说。赫希从他的1968年第一版《券商年鉴》开始研究大选周期。他说,“证券市场在对政客的行为做出反应。”

如果没有摸清这种规律的原因,那么这些数字也就只“看上去很厉害” 。“有一种强劲的历史趋势表明,市场在大选周期的第三年中,有上升的势头。” 奈德戴维斯研究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蒂姆海耶斯称。

这里是奈德戴维斯公司对在四年总统任期中,道琼斯指数自1900至2009年平均年化收益的计算:第一年是5.5%,第二年3.7%,而第三年变成了12.6%,第四年是7.5%。

海耶斯称,这种规律显著到到能称之为”令人瞩目“。很多策略师会经常提到这个词。

“这规律非常令人瞩目。” 嘉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利兹 安也这么说。

“这些数字非常令人瞩目。” 格兰瑟姆先生同样说道。

“我喜欢这些数字。” 联合投资公司的证券市场策略师杜塞尔说。因为对大选周期有所了解,她对市场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德保罗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詹姆斯布斯和雷鸟国际管理学院的教授莱纳布斯是一对研究大选周期的夫妻档。他们无法解释2003年在《金融经济学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规律。这对夫妻曾经尝试将证券市场的反应归因于一种更深层次的“政商周期”,但是他们并未找到明显的数据能够将其和通货膨胀或者利率等因素相联系。

”我们无法作出解释。”布斯先生说。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瑞尔虽然没有研究过大选周期,但是他在2008年发表于《公共抉择》中的一篇论文中称,他找到了能够证明“政治-商业”周期和大选日程高度相关的证据,并总结出:从1961年到2004年,货币供给倾向于在总统任期的第二年上升。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他当时只是在推测而已。但是他认为对美联储施加的政治影响是货币供给量上升的原因。“我觉得那种美联储的已经脱离政治或者真实世界事务,而只根据纯学术背景进行决策的观点只是一种虚构的想法。”但有一次例外。他说:”没有确凿证据。”

这个例外发生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候。2006年,在尼克松在白宫的录音的帮助下,Delaware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当斯发现,1971年以及在1972年初,尼克松曾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阿瑟伯恩斯施压,促使他加强资金供应以减少失业、刺激GDP,以能保证他能够重新当选。尼克松同样也进行了工资和物价控制以限制通胀。那年的大选他大获全胜,虽然最后因为水门事件而耻辱地辞职了。

然而,其他总统可能并没有像尼克松一样做出了越权行为。

即使总统们想要对大选施加影响,”改变经济的运行也是非常困难的。”格兰瑟姆说。但是他补充道,“对证券市场施加影响却十分简单,因为市场对华盛顿传达的信号非常敏感。”他说他相信有很多经理人会用大选周期赌一把,但是还是建议散户们应该依据基本经济学原理来做出决定。

对于桑德斯女士来说,大选周期并不能为她制定投资战略提供足够的信息,仅仅能“以备不时之需”。

比利尼合伙的主席拉兹罗比利尼曾全面地研究过大选周期,但他表示他不会依赖这个周期来制定决策。“单了解大选周期很有趣,但是我不会真的非常在乎它。” “我只看个股。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那才是赚钱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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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2015年10月23…

哈佛换院徽是拍脑袋决定的吗

导语:因为25名学生的抗议,哈佛法学院换掉了代表创始人的院徽,而中间经历了四个月反复的调查研究和相互辩论。美国高校的抗议自由并不代表决策的随意,每一个最终的决议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绝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得出来的。

2016年3月15日,哈佛法学院正式宣布废弃了“三捆麦子”院徽,它原本是法学院创始人之一艾萨克·罗亚尔的家族纹章。

罗亚尔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有名的奴隶主,他通过贩卖奴隶、蔗糖和朗姆酒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当时几个顶尖富豪之一,而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后来也成为了哈佛法学院的建院基石。

2015年10月23日,25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创建了一个名为“罗亚尔必败”的脸书页面,随后就向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表示罗亚尔家族要“为18世纪30年代中期死亡的88个奴隶负责”,他们“活活烧死了77个,绞死了6个,用车碾死了5个,只是为了宣扬他们身为奴隶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学院“从官方公章上移除罗亚尔家族的纹章”。

一个月后,院长米诺组建了一个9人委员会,包括了法学院的教授、学生和往届校友来讨论这件事。他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整研究了罗亚尔家族的历史,与法学院的分支机构们交换了意见,还组织了社团会议邀请其他学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后在2016年3月4日向哈佛董事会提交了一份11页的最终意见和4页的反对派观点,表示支持废除罗亚尔家族的“三捆麦子”院徽。

10天以后,哈佛董事会给出了答复,支持法学院废除旧院徽,并建议他们在2017年的两百年建院庆典前设计出一个新的院徽。

从提出想法到最终被认可,耗时5个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虽然直到哈佛董事会发出了带着校长签名的最终决议函,学院内依然分裂为观点相左的两派,但支持废除院徽的学生们联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社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除了最初的“罗亚尔必败”,后来学生还成立了另一个社团“重拾哈佛法学院(Reclaim Harvard Law)”,并且占领了学生休息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作为据点,他们在休息室里安了家、吃喝睡,表示抗议。在哈佛董事会同意废除旧院徽后,他们才渐渐散去,但也表示会继续给学院施压来表达一些其他诉求,比如课程改革、聘用更多的少数族裔教职工等。

不同意见认为,哈佛不应当用抹去历史的方法与种族歧视进行区隔,历史就是历史。

废除院徽只是哈佛大学里众多反歧视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去年12月,他们刚刚通过投票废除了另一个百年传统:把宿管叫做“Master”。Master在英文中有“主人”的意思,是曾经黑奴对他们主人的称呼。尽管这个叫法在哈佛的用语中实际源自旧日欧洲人对屋子主人和老师的称呼,和黑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许多学生抱怨说这个词会让他们联想到那段历史。于是后来经过宿管们内部投票,一致通过废除这个头衔。在不久前,普林斯顿大学也宣布更改他们宿管的“宿舍主人(master of the residential college)”头衔,改为“园长(head of college)”。

然而更改头衔对于普林斯顿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动作,这段时间这里的学生还在酝酿一个声势更大的运动:把前总统的历史遗迹逐出校园。

伍德罗·威尔逊不仅是普林斯顿第13位校长,而且是美国第28位总统。1896年当威尔逊还是普林斯顿的教授时,他发表了演讲“普林斯顿,只为国家服务”,这后来成为了普林斯顿非正式的校训。他曾经是这个学校的骄傲,普林斯顿的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官方名字叫“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宿舍住宅区;他的照片布满了食堂的整面墙;校级剧团里最受欢迎的一首歌中把普林斯顿称作“威尔逊庙”……然而,威尔逊也是公开的3K党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的代表;在他当校长的任期内没有一个黑人学生得以入校。

2014年11月,学生组织“黑人公正联盟(Black Justice League)”成立了。2015年11月,他们在校长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长达32小时的静坐抗议,向学校提出了七条要求,其中三条都是关于废除伍德罗·威尔逊的,要求学校承认他的历史污点、取消以他的名字命名学院和建筑、撤走他的大幅壁画。

静坐结束后,校长Christopher L Eisgruber就和抗议学生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几个小时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校长保证会认真考虑学生的要求,学校理事会也宣布会详细调查伍德罗·威尔逊的历史背景。2016年1月,理事会组建了一个10人的“威尔逊遗产回顾委员会(Wilson Legacy Review Committee)”,并邀请了9位学者和传记作家来对威尔逊的荣誉遗产进行估值,每人写了几十页的论文,都公开在学校官网上。随后,委员会还组织了公开听证会,建立了相关网站,供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理事会承诺会在2016年春季给出最终决议。

近两年,欧美各大高校的抗议活动正在白热化,从美国常青藤到英国牛津剑桥,学生们都在迫不及待地从历史名人下手,试图通过推翻他们推动不同族裔之间的平等和交流。对于高校的管理者们来说,频发的学生抗议活动虽然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适度引导,有时候也不得不从善如流。

在1969年,发生了“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当时爱荷华州的一部分学生因为抗议越南战争、佩戴了黑章,而被学校处罚。当时的大法官Abe Fortas写道:“学校不可能是极权主义的聚集地,校方在他们的学生面前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学生……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就像他们尊重他们对国家的义务一样。”这是第一次明确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权力延伸到学校,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决:“学校不得限制未对学校正常活动有“重大且显著”破坏的象征性言论。”

虽然几年后对于抗议具体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但这次裁决依然成为了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范本。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在学生手册中都会明确标明“学校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鼓励不同意见的发声”。

但从抗议到生效还有漫长的道路,并不是所有意见都会得到采纳。例如作为哈佛“罗亚尔必败”运动先驱的牛津“Rhodes必败”就被学校官方无视了。尽管学生有抗议的自由,但对于抗议的回应,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在抗议活动频发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里,校长和教职工们已经锻炼出了迅速的反应与灵活的处理技巧,能在短时间内安抚并驱散他们。但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议题,或是学生们长时间不屈不挠的抗议,更多的学校会选择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有必要时会临时组建专门的委员会,对议题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调查,并邀请学生进行辩论或投票,综合得出最后的结论;最后由委员会递交报告给学校董事会,由董事会做出最后的决议——就像哈佛废弃院徽一样。

哈佛学院院长拉凯什·库拉纳在他的演讲中说:“作为一个拥有着独特历史地位的学院,这一议案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语言修辞、未来预期以及实际操作符合21世纪的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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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选不出总统,美国怎么办?

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而选举人团有538人,是个偶数。那么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拿到了相同的选举人票数;或者出现了不止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没拿到多数票,会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靠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了。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是用来解决“胜负不分”的僵局的。然而,催生了第十二修正案的1800年大选中,并不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取得了相同票数,而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的票数。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最初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选举人团)。1787年初建的选举人团制度和现在的并不一样…

投票选不出总统,美国怎么办?

美国大选采取选举人团制度,而选举人团有538人,是个偶数。那么如果两个总统候选人拿到了相同的选举人票数;或者出现了不止两个候选人,结果都没拿到多数票,会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靠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了。

实际上,可以说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就是用来解决“胜负不分”的僵局的。然而,催生了第十二修正案的1800年大选中,并不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取得了相同票数,而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相同的票数。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最初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选举人团)。1787年初建的选举人团制度和现在的并不一样。在当时,每个选举人手中的两张选票,并没有规定要分别投给总统和副总统,而只要将两张选票投给选举人认为最合适的两个人就行,最终得票第一的当总统,而第二就是副总统。

1800年的选举中,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联邦党人亚当斯竞逐总统。虽然杰斐逊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亚当斯,但是出现了很尴尬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和他的副总统候选搭档伯尔都收到了相同的73张选票,那么谁来当总统呢?根据美国宪法,如果两位候选人平局,那么应交由众议院票选出总统。然而,当时的美国国会是由联邦党人控制的“跛脚鸭国会”(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跛脚鸭),多数联邦党议员视杰斐逊为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千方百计要阻挠杰斐逊当选总统。两方僵持的局面持续了35轮,在第36轮投票中,德高望众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其它议员,这才使杰斐逊成功当选。

这样的制度漏洞,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平局,更难以想到日后的美国政治中会出现政党分立的局面,以至于出现一党的总统候选人能否当选会掌握在与之对立的党派的手上。18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二条修正案,规定选举人的两张选票必须分开投给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才解决了尴尬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众议院席位是根据各州人口比例计算的,但是在票选总统的时候,和选举人团不一样,每个州只有有一张选票。这样,就允许人口小州,比如怀俄明州,在众议院的总统选举上和是它人口七十多倍的加利福尼亚州有着相同的话语权。

第十二修正案制定了之后,还存在着一种胜负不分的局面。根据第十二修正案,只有赢得选举人团投票的多数,才能当选总统。然而问题来了,万一出现了多个候选人,且每个候选人均拿不到多数票怎么办呢?第十二修正案给出的答案仍然是:交给国会。

这种状况在1824年的选举中发生了。当时参选的四位候选人:约翰亚当斯拿到84票,安德鲁杰克逊拿到99票,克劳福德拿到41票,而克莱拿到了37票。可以看出,他们都没能拿到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根据第十二修正案,总统的选举工作交给了众议院,最后约翰亚当斯经过票选当选了第六任美国总统,即使他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并不是第一名。1824年的选举是至今在第十二修正案规定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众议院选出总统的大选。

然而,即使交给了众议院,也会出现和选举人团相似的局面:众议院手里也只有50张选票,仍然是个偶数。也就是说,众议院也有可能无法最终选出总统。第十二修正案同样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众议院没能在第二年3月4日之前选出副总统,那么这种状况可以视作与总统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继续行驶职权的情况一样,总统一职将由副总统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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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美国总统?还得有个神队友

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伙伴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总统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很谨慎地评估并选择竞选伙伴,因为他(她)对于竞选活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名义上,各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但由于初选制度的普及和大会职能的转变(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往往由总统候选人决定,而且一般会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宣布。1804年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做明确区分,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得票第一的就是总统,而第二被选为副总统。然而,1800年…

想当美国总统?还得有个神队友

在美国大选中,竞选伙伴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的。总统的竞选团队往往会很谨慎地评估并选择竞选伙伴,因为他(她)对于竞选活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名义上,各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都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但由于初选制度的普及和大会职能的转变(参看美国大选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往往由总统候选人决定,而且一般会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宣布。

1804年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做明确区分,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得票第一的就是总统,而第二被选为副总统。然而,1800年的大选中,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得票却尴尬地相同,以至引发了之后一系列争夺总统大位的斗争。从1804年开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通过,规定选举人团要分开向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投票,从而结束了混乱的局面。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人林肯与民主党人约翰逊结伴共同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从而赢得选举,这之后在大选中,各州将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放在了一张选票上,奠定了结伴竞选的传统。

在选择竞选伙伴时,竞选团队通常会尽可能挑选和总统候选人异质的人选,以求选票平衡(ticket balance)。一般需要地域平衡和政治主张平衡两个方面。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地域上的南北平衡是总统竞选中的关键,然而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南北平衡不再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政治主张上的平衡意味着总统候选人需要选择一个主张相对和他不同的伙伴。一个偏向自由或保守的总统会选立场相对中立的候选人,以为他带来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也存在其他的平衡方式,比如年龄上的平衡。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08年72岁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选择了44岁的莎拉佩林,因为他认为佩林代表了更年轻、活跃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阿尔戈尔,他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政治主张相似,年龄也差不多(仅差两岁)。对于克林顿来说,他加强了团队的主张,而不是平衡,然而这个组合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虽然约翰亚当斯曾经说副总统是“人类发明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优秀的副总统候选人却能够有力地帮助总统赢得大选。作为初出茅庐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选择了经验丰富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帮助肯尼迪在属于共和党势力范围的南方获得胜利,并且他还作为一个民权运动和科学研究的支持者为肯尼迪赢得了不少选票。而小布什选择迪克切尼也是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缺乏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经验,而切尼不仅能提供这些经验,还以一个非常务实的形象(他因为不苟言笑的举止被称为“达斯维达”)让选民相信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竞选,更是为了治理国家。

也有一些很糟糕的竞选伙伴会拖累总统候选人,甚至毁掉整个选举活动。比如前文提到的莎拉佩林。她在媒体面前糟糕的表现被认为是麦凯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佩林缺乏在辩论和访谈中有效回答问题的能力,甚至面对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你平时读什么报纸”时,都不知道如何答复。还有一些竞选伙伴,即使能帮助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也会在执政期间成为害群之马。虽然艾格纽在大选期间帮助尼克松获得了南部的支持,但是在后来执政的过程中,艾格纽因为其过激的言论使得整体舆论环境与总统相对立。然而,尼克松并没有选择炒掉艾格纽,只是无奈地开玩笑:如果艾格纽一直当副总统,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刺客都不会来刺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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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天

美国的选举日被定在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每年的选举日都会选出从州到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每逢偶数年,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参、众议员都会从选举日产生;这其中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日当天,总统大位鹿死谁手将会有最终定论。美国选举日的日期并不固定,但因为“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原因,选举日只会在11月2日至8日之间出现。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只要在12月第一个周三前34天的范围内,各州都能自行决定各自选举日的日期。然而,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缺点,比如先完成投票的州的选情…

美国大选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天

美国的选举日被定在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每年的选举日都会选出从州到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每逢偶数年,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参、众议员都会从选举日产生;这其中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在选举日当天,总统大位鹿死谁手将会有最终定论。

美国选举日的日期并不固定,但因为“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原因,选举日只会在11月2日至8日之间出现。实际上,在1845年以前,只要在12月第一个周三前34天的范围内,各州都能自行决定各自选举日的日期。然而,这种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缺点,比如先完成投票的州的选情会影响到尚未投票的州。并且这样的安排也是处于因为当时州与州之间沟通不便的无奈。随着交通通讯状况的改善,美国国会于1845年在一个统一的日期来投票,即现在的“11月第一个周一后的周二”。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偏偏就选择了“周二”和“11月”来投票呢?19世纪时,美国人大多从事农业活动,投票站往往距离他们生活的地方非常远。由于交通不便,当时人们通常需要至少一天的时间奔赴投票的地点,所以政府必须留出两天的时间以供选民投票。首先,不能选择周末。因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会选择在教堂度过周日;而周三作为农民的交易日也不能作为选择,所以最终只能选择周二。为什么选择11月呢?这也与农业有关。若将选举日定到春天或者初夏,离开农场投票便可能会影响到播种;而夏末到初秋则是收获的时节,选举日同样会干扰到农业活动。所以,深秋的11月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处在收获与播种的农闲时节,也避过了寒冷的冬天。

选举日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投票。然而人们投票的方式却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它们所在的州的规定。大多数州都选择投票站的方式,民众往往在选举日之前就能收到选票的样张,在这份样张中会告知他们投票站的地点。选举日当天,大多数州通常会在早上6点到8点开放投票,在晚上6点到9点关闭。然而,在有些州,比如俄勒冈州,选票几乎都是通过邮政寄到民众手上,人们不需要去投票站投票,所有的选票都会在选举日当天一个指定的时间再被收回。而在华盛顿州,近乎所有人都会选择用邮政来递送选票,当然封存选票的信封必须盖上选举日当日的邮戳。

在采取投票站方式投票的州中,选举日当天往往会出现“排长龙”的现象。某些选区在高峰期甚至几小时都透不上票。为了解决这种尴尬的局面,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州允许提前投票(early voting)。提前的时间从提前4天到50天不等。当然提前投票还有另外的考量,比如这样能够提升投票的参与度,并且能够照顾到选举日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投票的人。然而,有批评者指出提前投票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这样会“稀释”选举日的投票的重要性。因为投票早已在选举日之前发生,候选人很可能难以在该州坚持到最后一刻,转而将注意力分散至其它在选举日统一投票的州中去。

虽然选举日在一些州被规定为公众假日,但它在全国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联邦假日。有人指出美国大选中的低投票率可能和选举日不放假有关,于是提议将选举日改成一个全国性假日,以鼓励投票。2005年,民主党众议员John Conyer提出法案,要将偶数年(即选出参众议员、副总统和总统的年份)的选举日定为联邦法定假日,暂定名为“民主日”(Democracy Day)。然而该法案至今未能通过。也有人提出,应将选举日移至周末。因为周二作为选举日并未写入宪法,并且这也是为了适应美国19世纪的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势,并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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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管互联网域名了,世界还会好么

导语:中国和俄罗斯可能觉得他们多年的抗争即将迎来象征性胜利:管理全球互联网域名的ICANN向美国政府提议,准备脱离与美国的联系。可是,美国政府真的曾经把互联网“管起来”过吗?独立后的ICANN,又能抵挡住诱惑吗?打了将近20年的域名战争,美国距离正式放弃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又接近了一步。2016年3月10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低调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计划,准备脱离与美国政府的联…

美国不管互联网域名了,世界还会好么

导语:中国和俄罗斯可能觉得他们多年的抗争即将迎来象征性胜利:管理全球互联网域名的ICANN向美国政府提议,准备脱离与美国的联系。可是,美国政府真的曾经把互联网“管起来”过吗?独立后的ICANN,又能抵挡住诱惑吗?

打了将近20年的域名战争,美国距离正式放弃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又接近了一步。2016年3月10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低调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计划,准备脱离与美国政府的联系。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也许会为这一结果感到暂时的满足,在他们眼里,美国垄断互联网太久,甚至可以被称为“横行无忌”;而美国人未必高兴得起来,上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泰德·科鲁兹(Ted Cruz)联合另外两名参议员以公开信形式向ICANN开火,质疑该机构脱离美国控制可能带来的风险。

要想知道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主动让出互联网域名的最高主管角色,要想知道泰德·科鲁兹在反对什么,首先得知道美国是否真正“接管”过互联网域名,以及ICANN到底是何物。

1.1990年代全世界面临着一个问题,互联网如果不该由山姆大叔监管,那该由谁监管?答案是:非营利组织ICANN

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政府的项目在运作,而在1998年以前,互联网域名的规制几乎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人叫乔恩·波斯特尔(Jon Postel),他是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1960年代,波斯特尔是创建互联网的早期成员之一;在接下来30年,他代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对互联网进行支持和管理。

表面上波斯特尔做出技术决策,例如决定谁来运作国家顶级域名。当时互联网是如此新奇,以及考虑到各国政府垄断电信运营商阻碍了通信的发展,因此“.uk”这样的顶级域名不是分配给英国政府,而是分配给了私人来运作。到了1990年代中期,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不能这样草率监管。

1998年,克林顿政府开始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私有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互联网如果不是山姆大叔监管,那该由谁来监管?许多政府认为,这项重要工作应该由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来完成,因为它是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规制国际电信业务;其他一些政府,包括克林顿政府则担心,像国际电信联盟这样被国有电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统治的联合国部门,会把互联网掐死在摇篮里。

为了保证互联网的开放,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这个独特的非营利组织就应运而生了。ICANN和美国商务部底下的国家和电信信息管理局签协议,但却拥有私人身份,这有助于保持互联网不受政治干预。ICANN主要背负两项责任,首先ICANN负责管理互联网的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 DNS),这个系统让你在浏览器里输入“google.com”,就能依据对应的IP地址,跳转到正确的google网站。

ICANN还是全球顶级域名系统(top-leveldomains)的分配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顶级域名,英国有“.uk”,法国有“.fr”,加拿大有“.ca”,各国政府为这些顶级域名每年向ICANN缴纳授权费,自行对本国的顶级域名管理。其他顶级域名还有“.com”、“.org”、“.net”,ICANN也不亲自动手打理,而是将这些顶级域名授权给Verisign这样的批发商,批发商们再和Godaddy这样的零售商合作,把特定的域名分配给特定客户——比如将nytimes.com分配给《纽约时报》。

2.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暂停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解析感到愤怒,但其实美国商务部压根不插手ICANN的域名管理事务

ICANN诞生以后,许多外国政府仍然不依不挠,坚信互联网域名应该让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因为各国政府在背后可以说了算。虽然ICANN更像是一个给全世界分配电话号码区号的私人机构,虽然从ICANN手中拿顶级域名的批发商们和ICANN不是上下级关系,美国商务部也几乎没有插手过ICANN的运作和决策,但各国还是对美国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表示持续的怀疑。尤其是注意到ICANN的15名董事会成员只受到美国加州检察官和美国法律的管辖,发展中国家更是表达了愤怒。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停止了对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域名解析,这种行为在中国媒体看来,就是美国大搞单边主义的例证。一家中文报纸称,“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挥动悬在各国头上的利剑,而各国毫无还手之力。”

但实际上,伊拉克顶级域名“.iq”在2003年之前都不授权给伊拉克政府,而是由上文提到的波斯特尔于1997年授权给了一个私人用户——巴扬·艾拉什(Bayan Elashi)。波斯特尔教授的授权理由是,艾拉什是巴勒斯坦人,拥有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艾拉什于199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创建了主机托管公司InfoCom,托管阿拉伯语或穆斯林网站。而且,当时伊拉克互联网基础设施很差,那么将域名分配给一个有技术能力的美国公司,自然在情理之中。

波斯特尔没想到的是,2002年12月,巴扬·艾拉什遭到逮捕。2004年7月,艾拉什以及他的InfoCom公司被判有罪,罪名包括违反利比亚和叙利亚制裁法令(销售电脑),以及为恐怖组织哈马斯洗钱,与此同时ICANN暂时拿回了对“.iq”顶级域名的控制权。布什政府派去伊拉克的特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请求将“.iq”域名授权给新伊拉克政府,但是被ICANN数次拒绝,ICANN认为当时伊拉克局势还不稳定。也就是说,这次暂停解析和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3.外国政府沮丧地发现,他们竟然得和美国企业去打顶级域名战,因为外国政府没法强迫ICANN交出域名授权

外国政府不仅对ICANN没有多少决定权,他们还得为顶级域名和美国企业争得头破血流。从2010年开始,ICANN对顶级域名申请开闸,只要能支付18.6万美元,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新的顶级域名。Google公司申请了“.google”、“.youtube”,微软公司申请了“.azure”、“.hotmail”,另外一些公司,则申请了“.sucks”和“.sex”。

问题随之浮现,2013年,一家名为巴塔哥尼亚的美国户外运动公司,申请了顶级域名“.patagonia”。这一举动遭到了阿根廷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巴塔哥尼亚是阿根廷与智利境内的高原地区,这个地区也被称为“户外徒步圣地”。类似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申请的“.amazon”顶级域名引起了相关国家的注意,亚马逊是流经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南美洲国家的河流,此外巴西还有一个亚马逊州(Amazonas)。

ICANN如何解决域名纠纷?如果有多个个人、组织或政府申请同一个域名,ICANN要做的就是召集民间社会团体、政府、政府间组织和网络运营商对申请者进行审核,确保所有“利益攸关者”都能对最终的域名分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多方利益攸关体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促进了互联网的创新、增长和信息流动,也使得无论是个人、公司、组织还是政府,都没法真正控制互联网。

阿根廷当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按照ICANN的指南,巴塔哥尼亚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要想被归类为地理区域,你最好得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州,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顶级域名“.texas”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此外,户外运动公司巴塔哥尼亚早已拥有“Patagonia.com”,并且在注册patagonia商标的时候,也与外国政府相安无事。

ICANN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关键时刻救了阿根廷一把。起初所有国家都建议驳回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域名申请,只有美国不同意政府咨询委员会对“.patagonia”的干涉。但随后美国将自己的态度转为中立,意味着除美国以外,政府咨询委员会达成一致反对(consensus objection),实质上宣判“.patagonia”的申请无效,后来巴塔哥尼亚公司也确实撤回了申请。

不管怎样,ICANN的决策过程是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它要考虑全世界互联网社群的利益。虽然阿根廷政府最终获得胜利,但这个决策过程比起联合国那些闭门会议要透明得多了,毕竟巴塔哥尼亚公司差点就拿到了“.patagonia”顶级域名,毕竟政府咨询委员会长期行使建议权,而不是投票权,只有达成“一致”的委员会决定才有效力。

4.尽管被指责了20年,但美国商务部并没有把互联网域名管起来,而是为互联网域名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也是ICANN的成功所在

ICANN成立至今,美国商务部给ICANN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没有美国商务部的放权,没有ICANN的多方攸关利益体模式,全世界现在熟知的互联网也会不复存在。那么,当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决定着手放弃对ICANN的规制,放弃对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会让ICANN变成由政府占主导的机构吗?ICANN会不会被那些不以开放和自由互联网为宗旨的政府所绑架?奥巴马政府已经放弃了保护互联网自由的责任了吗?

奥巴马政府已经否认,他们目前所做的切断与ICANN联系的努力,不是为了安抚因美国监听而气急败坏的外国政府,只是顺应开放的潮流。但上述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不仅伊朗这样的国家对ICANN咬牙切齿,俄罗斯、巴西和法国也对ICANN的权力虎视眈眈,他们认为新结构中各国政府的影响力依然不足。就在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还讨论,应该考虑推动一条全新的治理互联网道路。

俄罗斯的陈述听起来很糟糕,“我们有必要考虑,持续推进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加强国际电信联盟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且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互联网使用伦理的指导帮助。”欧盟国家普遍反对俄罗斯的提议,但法国政府也想将“.wine”或者“.vin”的顶级域名,只适用在那些严格遵守地理规则给葡萄酒贴标签的用户;法国政府同时还希望只有那些真正的法国香槟产地才能使用包含“champagne.”的网址。

理论上谁控制了域名-IP的地址簿,谁就控制了互联网,没有域名的网站再也不能被发现。但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Weekly Standard发文称,许多保守派的担忧实际上是多余的。过去和将来ICANN都起不到助纣为虐的作用,ICANN目前掌管全世界仅有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有的根服务器直接交由美国政府在运行,有的根服务器则由美国大学、美国私人公司进行管理,政治上他们不可能同时屈从于ICANN的压力,对网站域名进行审查。

如果不出意外,ICANN脱离美国政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德国谈判委员会成员之一托马斯·李克特(Thomas Rickert)称,新的ICANN就像是一个国家,它有政府(该组织的董事会)、宪法(该组织的章程,其中包括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司法机关(独立审查程序)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支撑组织)。问题在于,脱离美国管理之后,ICANN能把透明度和问责制保持多久?它能挡住被各国政府接管的诱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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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红蓝,“紫色州”又是什么?

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能够取得绝对优势的州被称作“蓝州”,而共和党能够压倒性胜利的则被称为“红州”;然而,还有一些在地图上被标成紫色的州,在这些州,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难以取得绝对优势,它们便是摇摆州(swing state)。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的是“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其中“胜者全得”(winner-take-all)的规则规定如果某个候选人在一个州的普选中获得了大多数选票,那么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该州的选举人就会把它们的票全部投给这个候选人。而美国大选最…

除了红蓝,“紫色州”又是什么?

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能够取得绝对优势的州被称作“蓝州”,而共和党能够压倒性胜利的则被称为“红州”;然而,还有一些在地图上被标成紫色的州,在这些州,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难以取得绝对优势,它们便是摇摆州(swing state)。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的是“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其中“胜者全得”(winner-take-all)的规则规定如果某个候选人在一个州的普选中获得了大多数选票,那么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该州的选举人就会把它们的票全部投给这个候选人。而美国大选最后的结果并不是由普选而是选举人团的投票决定的。不少州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某政党的铁杆粉丝,因为这些政党总是能够在这些州中取得多数,从而拿到全部的选举人选票。比如共和党就在得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南部地区取得胜利,而民主党总能在新英格兰地区,比如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等得到大多数的支持。

 

 

然而,在很多州中,驴象之争总是不能明确地分出高下。就像有“传统”的红州和蓝州一样,也有一些州一直被认为是摇摆州。比如科罗拉多、佛罗里达、艾奥瓦、内华达、新罕布什尔、俄亥俄、弗吉尼亚等。在这些摇摆州中,普选最后的结果往往呈胶着状态:某个政党或许可能只比被击败的政党领先不到一个百分点。2004年大选中,共和党的小布什在新墨西哥州只比民主党人克里领先了0.79%,拿到了该州全5张选举人票;而在2000年的大选中,小布什在传统摇摆州——佛罗里达州只比戈尔高出了0.0092%;由于共和党的优势太过微弱,民主党人提出重新计票,以至引发了后来著名的“计票风波”。

 

 

因为红州和蓝州的存在,各党若能确保优势州的选票,决定最后谁能问鼎总统大位的往往是这些摇摆州。俄亥俄州在历次总统大选中的立场是最不稳定的,被称作“超级摇摆州(super-swingy state)。因为相对中和的人口构成,所以其在大选中相对于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这种典型的蓝州和红州,更能体现出相对中立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俄亥俄州的态度总是不甚稳定,但它的选情往往能“预知”到最终结果,也被称作美国大选的“风向标”(bellwether)。除了1944年和1960年,俄亥俄州全部正确反映了自1896年以来所有的大选结果。

 

 

摇摆州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战场州”(battlefield state)。比起早已成为“安全州”红蓝州,总统候选人更愿意将更多的活动时间和资金花在这些摇摆州上。有批评者指出,对摇摆州的过度关注可能会使其他红蓝州因为其“安全州”的身份而遭到忽略。然而,分配到各州的选举人数量是根据人口比例划分的,人口越多的州会得到更多的选举人数额。所以,仅仅作为摇摆州是不能一定称成为候选人日程表上的首选,往往只有同时拥有摇摆州身份和较多的选举人名额的州才会得到最多的关注,比如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

 

 

当然,摇摆州的称号也是有争议的。虽然传统上宾夕法尼亚州被认为与俄亥俄、佛罗里达并立为三个最典型的摇摆州,但是宾夕法尼亚近年来却越来越向民主党倾斜,所以有观点认为宾州已经不能被视作一个摇摆州了。从1992年开始,宾夕法尼亚州连续6次选择将票投给了民主党,2008年的大选中,奥巴马更是以超过10%的优势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也有反对者指出,除2008年大选外,民主党均未能在宾夕法尼亚以极大的优势领先共和党,而在传统蓝州中,比如罗德岛,民主党往往领先共和党20%至30%左右,因此仍然不能将其改称作一个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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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率太低,美国人不相信民主了吗?

许多批评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往往喜欢攻击美国总统大选的低投票率。他们发现,从1970年代起,美国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就开始低于60%,在1996年甚至低至50%。他们将美国的投票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发现美国排在169个国家投票率的第120位。这些人也因此危言耸听地得出结论,“美国的投票率越来越低,证明美国人已不再相信民主制度”,要不就说,“美式民主已被政治和经济精英所垄断和侵蚀”。但是美国投票率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美国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在1972年时是55.2%,到了1996年跌至48.9%,…

投票率太低,美国人不相信民主了吗?

许多批评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往往喜欢攻击美国总统大选的低投票率。他们发现,从1970年代起,美国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就开始低于60%,在1996年甚至低至50%。他们将美国的投票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发现美国排在169个国家投票率的第120位。这些人也因此危言耸听地得出结论,“美国的投票率越来越低,证明美国人已不再相信民主制度”,要不就说,“美式民主已被政治和经济精英所垄断和侵蚀”。

但是美国投票率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美国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在1972年时是55.2%,到了1996年跌至48.9%,但是这个数据统计的是所有达到投票年龄——也就是18岁以上的人口,这里面包括了许多没有资格投票的人。实际上,没有资格投票的人口占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口,1972年是2%,现在则超过了10%,例如2004年就有1750万达到投票年龄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投票。如果将这些没有资格投票的人从统计中移除,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投票率下降”现象几乎消失了,投票率变得有所起伏,有资格参加总统大选投票的人,贡献了平均55%左右的投票率,有些年份甚至与1950-1960年代相当。

美国投票率没有在衰退,当然,50%-60%的投票率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来说,确实要低得多,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就好像你不能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比一样,每个国家的投票规则千差万别,也会造就不同的投票率。一些国家有着强制投票的规定,假设美国人不投票就罚款100美元,那美国的投票率自然也会神奇地陡然升高。美国人不止是要为总统大选进行投票,他们的公共生活里充斥着选举,联邦、州、地方……美国人参加的投票远远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来得多,他们当然有可能错过或者忘记一两场投票。

而且,在美国许多场合下,高投票率产生的投票结果和低投票率不会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低投票率不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选举结果。美国有1.6亿注册选民,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一个16,639人的样本,可以以99%的置信水平代表1.6亿注册选民,而仅存在1%的误差区间。也就是说,如果这随机抽取的1.6万人刚好代表这个人口(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估计,现实要复杂得多),那这场选举就已经有了结果。这就好像是抽血,你抽一小支血,和抽一大瓶血,不会影响到最后的血液检测结果。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深蓝州(倾向民主党,加州、马萨诸塞州等)或者深红州(倾向共和党,密西西比州、犹他州等),这些州的选民因为无论怎么投票,一般都是特定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获胜,所以选民的热情未必就有那么高涨。如果你去统计摇摆州(举棋不定,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等)的投票率,你会发现这些州的投票率还是很高的。摇摆州比起非摇摆州的投票率,2000年高出1.2%,2004年高出4.4%,2008年高出5.2%,在2012年,有64.2%的摇摆州有资格投票公民参加了投票,而非摇摆州为56.8%。

你花一个小时研究候选人、观看或参加选举辩论、在投票站前排队,那你也就同时失去了能做其他事情的一个小时。所以当上述“血液检测”情况发生时,人们衡量了时间的机会成本,会倾向于不参加投票。这没什么好耻辱的,反而是美国人擅于利用“时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一种体现,而不是“美国人认为选谁都行,没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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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同反堕胎的福音派就会支持川普吗?

1月20日,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莎拉 佩林宣布支持特朗普,有不少评论认为这位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前阿拉斯加州长会为特朗普带来不少的选票。然而特朗普真的能因为莎拉 佩林而得到福音派的支持吗?福音派作为一个教派,怎么就影响到美国政治了呢?作为美国新教教派,福音派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宗教活动。当时其对政治的影响也就相应地集中于文化层面。二战期间,福音派代表人物葛培理(Billy Graham)对过去基要派过于保守的教义进行了革新。在葛培理改革的影响下,美国在战后出现了宗教复兴运动;同时,由于冷战…

反同反堕胎的福音派就会支持川普吗?

1月20日,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莎拉 佩林宣布支持特朗普,有不少评论认为这位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前阿拉斯加州长会为特朗普带来不少的选票。然而特朗普真的能因为莎拉 佩林而得到福音派的支持吗?福音派作为一个教派,怎么就影响到美国政治了呢?

作为美国新教教派,福音派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宗教活动。当时其对政治的影响也就相应地集中于文化层面。二战期间,福音派代表人物葛培理(Billy Graham)对过去基要派过于保守的教义进行了革新。在葛培理改革的影响下,美国在战后出现了宗教复兴运动;同时,由于冷战期间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入侵的担忧和不安,代表着美国价值的福音派也开始大行其道。虽然当时福音派并没有过多地参与政治,但却培养了大量的支持者。

福音派开始直接发挥政治影响的时代始于1976年总统大选。当时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之所以能够成功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虔诚的福音派。到了80年代,全球保守主义政治复兴,里根的政策促成了“新基督教右派”的形成,从此福音派才开始和政治上的保守派走得越来越近。直到21世纪初,福音派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不减,对保守派的支持也越来越积极。比如很多人认为2004年布什的成功连任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福音派的支持。

福音派政治上保守最大的表现是对同性婚姻的反对。他们认为婚姻的概念不能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改变,真正决定婚姻或家庭概念的应该是《圣经》。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记述的婚姻都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的。即使不得不承认LGBT运动已经在文化意义上改变了美国社会,他们仍坚持教会不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只应将《圣经》当作绝对权威。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反堕胎。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即堕胎在美国被全面禁止的时候,福音派对堕胎的态度不甚明了,甚至南部浸礼大会(SouthernBapitist Convention)还曾经通过决议呼吁将法律将强奸与乱伦所导致的怀孕排出在外。然而,1971年的 “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后,最高法院提出妇女怀孕分为“三阶段”(trimester),指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妇女可自行决定堕胎。之后该裁定遭到了福音派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妇女可以根据个人利益来决定堕胎,而这在他们看来是违反道德的。

由此看来,福音派主要是针对道德问题采取保守态度,而他们保守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联邦政府接管道德问题的担忧,很多传统上他们认为的应由《圣经》来决定的问题,比如婚姻和堕胎,现在却逐渐依赖于最高法院的裁决;而保守主义中对“小政府”的追求却能为他们的担忧带来希望。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福音派会和保守主义越走越近,以至于被认为是天生的保守派。

需要注意的是,福音派内部的政治主张并不统一。虽然他们大多数被认为属于基督教右派,偏向保守主义;但还是存在一部分白人福音派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更接近自由派。此外,美国南部也有很大一部分非裔美国人属于福音派,而他们在政治上恰恰是偏左的。还有观点认为,福音派其实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其实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只是因为后来庞大的白人群体转向保守的共和党才造成了总体偏右的现象。

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福音派的参与和影响力在美国政治中都相对重要,但是最近却有衰弱的趋势。小布什时代以后,福音派越来越不知道他们该把票投给谁了:莎拉佩林虽然宣称她信仰福音派,但由于其在2008年大选后不断抛出的极右言论引发了一部分福音派人士对她的质疑:她真的是福音派吗?而且,年轻一代越来越世俗的生活方式也造成了福音派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站在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然而,福音派也在积极转变:他们从单纯的国内政治参与转到了国际援助上,很多救济和慈善组织都是由福音派所有。也有人认为,福音派应该转变自己信仰方式,改变自己保守的卫道士形象,更加关注人的心灵,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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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同性恋领养,中国领养中心错在哪

Melissa Castro Wyatt在3月7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无奈遭遇。Wyatt想收养一名来自中国中部乡村的残疾孤儿,但因为她同性恋者的身份,遭到了中国领养中心拒绝:《中国婚姻法》不承认同性婚姻,且根据中国卫生部的《中国精神病分类和诊断标准》条例,同性恋属精神疾病,违背社会公德,因此同性恋者不能收养中国孤儿。涉及跨国领养,2005年中国就已签署《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海牙公约)》。该公约的第一条即阐明其立约原则,“缔约国制定保障措施,以保障跨国收养的实施符合儿童最…

禁止同性恋领养,中国领养中心错在哪

Melissa Castro Wyatt在3月7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无奈遭遇。Wyatt想收养一名来自中国中部乡村的残疾孤儿,但因为她同性恋者的身份,遭到了中国领养中心拒绝:《中国婚姻法》不承认同性婚姻,且根据中国卫生部的《中国精神病分类和诊断标准》条例,同性恋属精神疾病,违背社会公德,因此同性恋者不能收养中国孤儿。

涉及跨国领养,2005年中国就已签署《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海牙公约)》。该公约的第一条即阐明其立约原则,“缔约国制定保障措施,以保障跨国收养的实施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和保障国际法所承认的儿童基本权利”。所谓“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考察收养者能否给予儿童充足的教育、关怀和情感上的温暖,而非仅因为歧视同性恋,就否决儿童的被领养权。

目前已有67个国家签署《海牙公约》,尽管没有规范同性恋者跨国收养的实施细则,同样是签署《公约》的美国,法官们更看重的是收养家庭能否提供给儿童最优的成长环境,而非性别组成。即使在去年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多州也早已通过判例保障同性恋者的平等收养权。

(抽文)美国同性恋收养权的合法化与同性婚姻合法化共同走过了平权抗争之路。

1990年,三对年轻的同性恋人向夏威夷州卫生部提出结婚申请遭拒,以Ninia Beahr为代表的六个年轻人把夏威夷州卫生部长John Lewin告上了地方法庭,结果败诉。1993年,Beahr等人上诉至夏威夷最高法院。夏威夷最高法院援引平等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中禁止性别歧视的规定,认为剥夺 Beahr等人的平等婚姻权,违反了州宪法,撤消了之前的判决。这是全美首个认同同性婚姻的法庭意见,引发了美国同性婚姻宪法权利的争论,同性平权开始以政治事件进入美国公众意识。

1996年9月10日,巡回法庭重审此案,被告也顺延到新上任的卫生部长Lawrence Miike。被告辩称同性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会受到不良影响,原被告双方都引用了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专家意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尽管法庭辩论激烈,但在当时尚未有明确证据证明同性恋家庭培养的孩子一定有问题。巡回法院法官判定:“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培养,特别是关爱和照料才是决定孩子身心健康最重要的因素,而不能以性取向作为评判资格的标准。如果他们能够悉心照顾子女,就有权收养儿童。”不过这项判决在当时普遍保守的婚姻观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夏威夷州立法机构提出了一部“有关婚姻的修正案”,建议“对夏威夷宪法第一条进行修改,以明确立法机关有权将婚姻限制在异性之间”,同时给未来的改革者留有余地。第二年春,夏威夷州民众通票正式通过。

1996年法官当时依据的专家意见主要靠零碎的抽样调查,对“同性收养权”最多也仅停留在争议和质疑上,直到2010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副教授Michael Rosenfled公布大数据样本的调查报告。

(抽文)学术研究同样支持同性伴侣的平等收养权,同性伴侣家庭与异性婚姻家庭抚养的子女并无差异。

Rosenfled抽取了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样本的5%,其中包括3502个与同性恋父母生活至少5年的孩子,以及超过70万个来自其他家庭类型的同龄儿童,对比研究同性、异性家庭中孩子在学校的课业表现。在计算了样本中儿童的年龄与所在年级平均年龄的差值,比较各种家庭形态中儿童的留级率后,Rosenfled发现生长在任何形态家庭中的儿童都要比福利机构好:在忽略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已婚异性恋伴侣的孩子留级率是最低的,为6.8%。男同性恋伴侣的小孩的留级率是9.7%,女同性恋伴侣的小孩的留级率是9.5%,差异并不明显。但生长在社会福利机构的小孩留级率陡增为34.4%,少年监狱或感化机构的则高达78.8%。

不仅如此,Rosenfled还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的对比模型,加入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孩子的出生地、是否残疾、种族皮肤、学校类型等多个变量计算留级率,同性家庭与异性家庭的差异更缩小了,仅有0.12%-1.13%的差距。这说明,在多因素的现实情况中,同性、异性对孩子课业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更大。

同样在2010年“FrankMartin Gill诉佛罗里达州卫生部”案,使得美国最后一个“同性恋收养非法”的州也因条款违宪,宣告了“禁止同性恋者领养孩子”歧视性条约的终结。

佛罗里达州居民Gill自2004年就开始向当地政府机构申请领养两个男孩,政府因Gill的同性恋身份,以本州法律“禁止同性恋者领养孩子”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Gill和同性恋伴侣遂将政府机构告上法庭,初级法庭在2008年裁决Gill胜诉。

2010年9月,佛罗里达州政府儿童与家庭事务部坚持认为让Gill领养孩子的风险太大,重新提起上诉,并聘请了心理学专家George Rekers为此出庭作证。Rekers举证说明被同性家庭收养的孩子“可能有更活跃的性行为”、“可能受到更多的外来嘲笑和欺侮”。但这位专家不久就被媒体爆出与一些反同性恋的宗教组织关系密切,又被称为“反同性恋专家”。

最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第三地区上诉法院裁决该州的法律违宪,维持了地方法庭两年前的原判。法官认为机构在评估领养人资格时应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考量原则,而Rekers的证词立场令人怀疑,州政府机构“同性恋家庭可怕”的证据更没有说服力;禁止同性恋者领养孩子违反宪法的平等权利条款,这项自1977年开始执行的条款随即失效。

因此,相比中国收养中心“同性恋是精神病”的简单歧视,美国法庭考量收养家庭的条件是否对儿童利益最大化才是对孩子命运的负责,同时通过案例判决,将同性恋者的收养权坚定地归为宪法所赋予的平等权利。

(抽文)在全美同性婚姻合法之前,采用民事结合模式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州,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除身份权之外的一应权利和保障,包括收养权。

同性伴侣间的“子女监护与抚养权”,因为在现实的同性恋家庭中,选择收养无血缘关系儿童的只是少数,同性关系中孩子的主要来源是其中一方在之前的异性恋关系中自然生下来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同性伴侣之间孩子的收养问题。根据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在2010年发布的“同性伴侣家庭调查报告(Same-Sex Couple Households)”,有近五分之一(115000个)的同性家庭有孩子,其中84.1%是自己生的孩子,他们或许是双性恋者,或许为了迎合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而去跟异性交往生子;而真正收养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仅有15.9%,占绝对少数。再看Solomon、Rothblum和Balsam在2004年的对美国佛蒙特州同性婚姻的研究发现,34%的女同性恋者和17.9%男同性恋者有自己的孩子。在缔结婚约的同性伴侣中,19.3%的女性和10.6%的男性带着来自上一段婚姻关系中的孩子加入了新家庭。

在美国同性恋者争取“收养合法”的平权运动中,一些州通过“民事结合”的合法同性伴侣关系,默默地实现了这一多数群体的诉求。例如2000年佛蒙特州通过《民事结合法案》,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同等权利,家庭关系法有关异性婚姻中“子女监护与抚养”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民事结合”的同性伴侣,这意味着同性伴侣享有对新家庭中子女同等、合法的监护和抚养权。2003年11月18日,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就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部(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一案做出判决,裁定禁止同性结婚违反州宪法的平权原则。判决生效后,马萨诸塞州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婚姻配偶相同的收养权。2005年,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民事结合法案》,该法案于同年10月1日生效。根据该法案,同性结合者享有异性婚姻配偶享有的300余种权利和保障,包括收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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