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

【回声专题】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摘要:调查记者Hersh的“阴谋论”谎言,塑造了美国叙利亚战争中‘幕后黑手’的形象。这位满嘴跑火车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传至国内媒体眼中,依然带着“著名调查记者”的光环。2016年伊始,美国国务院公开了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与其幕僚西德的邮件,其中关于中东局势的情报,引发新一轮的“中东真相”讨论。是否像一些国内媒体所解读的,英美联合土耳其秘密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军火,助长了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而反对白宫对叙利亚政策的美国将军们曾经集体叛国?事实上真正引发国…

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

【回声专题】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

摘要:调查记者Hersh的“阴谋论”谎言,塑造了美国叙利亚战争中‘幕后黑手’的形象。这位满嘴跑火车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传至国内媒体眼中,依然带着“著名调查记者”的光环。

2016年伊始,美国国务院公开了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与其幕僚西德的邮件,其中关于中东局势的情报,引发新一轮的“中东真相”讨论。是否像一些国内媒体所解读的,英美联合土耳其秘密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军火,助长了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而反对白宫对叙利亚政策的美国将军们曾经集体叛国?

事实上真正引发国内媒体新一轮“真相”讨论的,是来自调查记者Seymour Hersh 发布在2014年4月《伦敦书评》上的文章《红线和鼠线(The Red Line and the Rat Line)》,基于所谓的“鼠线”展开了一系列阴谋论。

(抽文)“鼠线”是Hersh叙利亚战争阴谋论的起点。古塔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推翻了Hersh“美国背后策划”的推断。

据Hersh的匿名线人爆料,2012年初,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的条款,由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共同资助,在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支持下,把军备物资从利比亚卡扎菲的武器库经由土耳其南部,跨过叙利亚边境,运给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形成了这条“鼠线”。对反政府军的武装支持,助长了其中的极端伊斯兰教分子以及恐怖组织。

Hersh提出“鼠线”存在的重要证据,就是2013年8月21日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而Hersh通过他的“高级情报员”得知,叙利亚反政府组织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受美国等国的军事援助才有了化学武器,使用的含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就是经“鼠线”从土耳其运输而来。据此,Hersh判断,美国在暗中主导这一行动,以帮助奥巴马的越过“红线”。“红线”是奥巴马在2011年之初的公开承诺,在叙利亚内战双方使用化学武器之前美国不采取军事干预。

而事实上,这个叫做“火山(Volcano)”的沙林毒气火箭弹的来源首先就充满了疑点。英国公民记者Eliot Higgins搜集了大量化学火箭弹的信息发现,“火山”分别在2013年1月、8月大马士革的Adra和6月的Daraya都爆炸过。尽管此时还没有被描述为化学火箭,但在这些事件中的火箭弹拥有完全相同的设计,从小螺母和螺栓,到爆炸物类型。而“火山”最早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在亲叙利亚政府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社交网络主页上,特别是叙利亚全国国防军的官方网页。毋庸置疑,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使用“火山”火箭弹至少一年。

此外,Hersh的文章中仅提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委托土耳其情报组织(MIT)的负责人Hakan Fidan协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生产沙林毒气弹,而具体如何执行操作的部分只字不提。从Eliot Higgins对8月21日的“火山”火箭弹的分析看,至少有8支火箭弹爆炸,弹头容量有50-60升,至少需要400-720升的沙林混合物。并且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取的样本发现,“火山”中使用的沙林由两种前体混合,这种混合不是在家中浴缸就可以完成的。混合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沙林,还有其他危险的副产品,包括强酸等,需要专业设备和安全程序。这正是Hersh的文章中逃避的关键信息:如何用数百升的沙林前体和设备,生产出这种8-12米长的完美复制品从土耳其生产再运输到大马士革。

2013年8月26日至31日,瑞典科学家塞尔斯特罗姆(Ake Sellstrom)带领联合国调查小组发布的报告回答了一切疑问。调查报告列出火箭弹飞行轨迹表明发射点位于大马士革卡西翁山,直接俯瞰着阿萨德总统府的阵地,确定化学武器爆炸案的主谋是忠于巴沙尔·阿萨德的精锐部队。9月,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Igor Sutyagin博士使用开放代码分析,证实了在大马士革爆炸的火箭弹属于俄罗斯海军在役火箭弹,可能已出口叙利亚。这几乎摧毁了Hersh关于“叙利亚反政府军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甚至美国幕后策划的观点。

(抽文)Hersh解读已公开的情报文件,断章取义、杂糅信息。

Hersh口中未公开的“高度机密协议”,不仅至今仍未得到证实,还漏洞百出。在这份“秘密协议”的基础上,Hersh解读了美国国防情报局(DIA)的一份“机密文件”为美国助长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确凿证据。所谓“确凿证据”,是基于2012年8月美国保守派政府监督机构Judicial Watch发布的一份DIA情报文件,将其中两段进行“重新组装”后的解读:

7B段:“一方面叙利亚反对军正在试图控制东部地区(Hasaka和DerZor),除了与土耳其接壤的部分,还有毗邻伊拉克西部的(摩苏尔和安巴尔)。反对军受到西方、海湾国家和土耳其等国的支持。”

8C段:“如果情况揭开,在东部地区(Hasaka和Der Zor)存在建立萨拉菲斯特公国的可能性。这正是反对派所希望的,可以孤立叙利亚政权。”

阴谋论者将这两段的意思杂糅,将这个在西方势力资助下可能出现的“萨拉菲斯特公国”解读为ISIS的前身,产生了“美国国防情报局早在2012就预料到了ISIS的崛起”的扭曲结论。

事实上,“萨拉菲斯特公国”并不是指当时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后来的ISIS。DIA这份文件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把当时叙利亚境内的几大反对军区分得非常清楚,它指出“萨拉菲斯特派(Salafist),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伊拉克基地组织是叙利亚反对军的主要驱动力”。而建立“萨拉菲斯特公国”只是报告基于此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提出的一个猜想,这个至今没有出现的“公国”由哪些组织来构成也并没有答案。

尽管报告中对叙利亚反对军的不同派别进行了区分,但在形势预估上依然存在现实缺陷。这份报告的发布日期在2012年8月,当时叙利亚反对军绝大多数是叙利亚自由军(FSA),一些伊斯兰民兵组织虽已建立,但远没有到“驱动力”的阶段,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到2012年中卡塔尔介入都组织松散、不成气候,当时的伊拉克基地组织更是微不足道,这份调查报告的预测在当时完全没有现实依据。

其次,更令人疑惑的是这份报告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美国”二字。正如中东局势研究员Juan Cole所指出的,如果是一个美国利益相关的情报机构,是不会以“西方势力”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类别来指称美国。如果再仔细核查这份调查报告就会发现,报告的前几页和其他几处都加有“绝密”的标签,也就是说DIA保护了消息来源。换句话说,这份报告并非完全是DIA的意见表达。而报告也明确指出,这是一份“没有最终核实的情报(not finally evaluated intelligence)”。

此外,这份报告的大半篇幅以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在介绍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风土人情,以及活跃在两国边境叙利亚反对派对于伊拉克的安全威胁。西悉尼大学历史政治系研究员Michael Karadjis据此推断,这份报告的线人更有可能来自或者接近伊拉克内部。

而这份没有最终核实的报告也并非一项政策指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行动是基于此报告的分析。但Hersh凭借这份报告和匿名者爆料断言,“美国军方集体认为奥巴马的叙利亚政策正在让美国真正的敌人基地组织和ISIS壮大。2013年9月开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直接采取措施,背着奥巴马政府,将美军掌握的关于叙利亚圣战者的情报透露给德国、以色列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美国军方明白这几国的情报机构和阿萨德政府有直接联系,会将情报透露给阿萨德。”由此,将军方的主动爆料解读为“叛国行为”。

(抽文)Hersh的调查报道总是遗漏佐证的关键信息,仅靠匿名爆料人的信息往往漏洞百出。

Hersh佐证“叛国行为”仅仅是基于一位匿名“前顾问”的爆料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在提交DIA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后,与白宫对叙利亚的政策相左,触发了矛盾点,便开始与普京、阿萨德政府秘密联盟,背着奥巴马给他们提供情报。将军通敌卖国,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阴谋论。

但这个故事的核心就错了。登普西在任职期间,众所周知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甚至登普西还因此与奥巴马为此争论过,因奥巴马认为应减少对叙利亚反政府军的武装支持,这一段争论明确记载在白宫的当时会议记录中。

其次,在Hersh眼中,另外一个向白宫持续表达“不满”的关键人物2012年至2014年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领导人的三星将军迈克尔·福林(Michael Flynn),在卸任后半岛电视台记者Mehdi Hasan询问他,假如情报局早就料到了ISIS,为什么不停止这一切?福林坦白:“情报局的工作只是提供情报,无权提供指令。”

最后,最值得质疑的一点是,美国军方向俄罗斯、阿萨德政府提供情报,这些“秘密行动”都来自Hersh的一位“匿名前顾问”的线人爆料。

Hersh抓住了吸引眼球的“阴谋论”爆料方式,试图呈现扭曲荒诞的真相却值得质疑。自1997年在Hersh的新书《坎姆勒特宫的阴暗面》出版前,他就高调地宣布,他的线人爆料美国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与总统肯尼迪有染,并且会在他的书中披露大量细节,甚至有梦露笔迹的便条和肯尼迪签署的给她妈妈提供60万美元信托基金合同。后来美国广播公司调查证实,便条和合同都是伪造的。自此,Hersh本人也因漏洞百出、核信源不实为新闻业所诟病。因为他总是先选择信念,再去寻找佐证。当他公开一个观点时,就会附加上一个“匿名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也被加上不同的标签:“前中情局分析员”、“某人的前任助手”、“从某人那里听说来的某事”。当赫什在谈论叙利亚问题时,他立刻得到了“叙利亚线人”,如果有德国参与,他立马又有了“德国线人”,据伊朗记者Amir Taheri统计,Hersh的报道中至少有30为外国政府匿名信源以及涵盖几乎美国政府的所有部门的线人。

不仅如此,近年来Hersh依然靠匪夷所思的爆料依然盘踞各大媒体头条,“美国与伊朗秘密交易放弃伊朗的核控制”、“本·拉登的死亡是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交易”等等,都是Hersh靠“匿名爆料”放出的阴谋论故事。而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而这位曾经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传至国内媒体眼中,依然带着“著名调查记者”的光环。

所以到底是谁背叛了美国?也许是那位只有Hersh认识的“匿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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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

【回声专题】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摘要:调查记者Hersh的“阴谋论”谎言,塑造了美国叙利亚战争中‘幕后黑手’的形象。这位满嘴跑火车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传至国内媒体眼中,依然带着“著名调查记者”的光环。2016年伊始,美国国务院公开了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与其幕僚西德的邮件,其中关于中东局势的情报,引发新一轮的“中东真相”讨论。是否像一些国内媒体所解读的,英美联合土耳其秘密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军火,助长了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而反对白宫对叙利亚政策的美国将军们曾经集体叛国?事实上真正引发国…

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

【回声专题】因不满奥巴马,美国将军集体叛变?

摘要:调查记者Hersh的“阴谋论”谎言,塑造了美国叙利亚战争中‘幕后黑手’的形象。这位满嘴跑火车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传至国内媒体眼中,依然带着“著名调查记者”的光环。

2016年伊始,美国国务院公开了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与其幕僚西德的邮件,其中关于中东局势的情报,引发新一轮的“中东真相”讨论。是否像一些国内媒体所解读的,英美联合土耳其秘密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军火,助长了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而反对白宫对叙利亚政策的美国将军们曾经集体叛国?

事实上真正引发国内媒体新一轮“真相”讨论的,是来自调查记者Seymour Hersh 发布在2014年4月《伦敦书评》上的文章《红线和鼠线(The Red Line and the Rat Line)》,基于所谓的“鼠线”展开了一系列阴谋论。

(抽文)“鼠线”是Hersh叙利亚战争阴谋论的起点。古塔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推翻了Hersh“美国背后策划”的推断。

据Hersh的匿名线人爆料,2012年初,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的条款,由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共同资助,在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支持下,把军备物资从利比亚卡扎菲的武器库经由土耳其南部,跨过叙利亚边境,运给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形成了这条“鼠线”。对反政府军的武装支持,助长了其中的极端伊斯兰教分子以及恐怖组织。

Hersh提出“鼠线”存在的重要证据,就是2013年8月21日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而Hersh通过他的“高级情报员”得知,叙利亚反政府组织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受美国等国的军事援助才有了化学武器,使用的含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就是经“鼠线”从土耳其运输而来。据此,Hersh判断,美国在暗中主导这一行动,以帮助奥巴马的越过“红线”。“红线”是奥巴马在2011年之初的公开承诺,在叙利亚内战双方使用化学武器之前美国不采取军事干预。

而事实上,这个叫做“火山(Volcano)”的沙林毒气火箭弹的来源首先就充满了疑点。英国公民记者Eliot Higgins搜集了大量化学火箭弹的信息发现,“火山”分别在2013年1月、8月大马士革的Adra和6月的Daraya都爆炸过。尽管此时还没有被描述为化学火箭,但在这些事件中的火箭弹拥有完全相同的设计,从小螺母和螺栓,到爆炸物类型。而“火山”最早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在亲叙利亚政府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社交网络主页上,特别是叙利亚全国国防军的官方网页。毋庸置疑,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使用“火山”火箭弹至少一年。

此外,Hersh的文章中仅提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委托土耳其情报组织(MIT)的负责人Hakan Fidan协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生产沙林毒气弹,而具体如何执行操作的部分只字不提。从Eliot Higgins对8月21日的“火山”火箭弹的分析看,至少有8支火箭弹爆炸,弹头容量有50-60升,至少需要400-720升的沙林混合物。并且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取的样本发现,“火山”中使用的沙林由两种前体混合,这种混合不是在家中浴缸就可以完成的。混合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沙林,还有其他危险的副产品,包括强酸等,需要专业设备和安全程序。这正是Hersh的文章中逃避的关键信息:如何用数百升的沙林前体和设备,生产出这种8-12米长的完美复制品从土耳其生产再运输到大马士革。

2013年8月26日至31日,瑞典科学家塞尔斯特罗姆(Ake Sellstrom)带领联合国调查小组发布的报告回答了一切疑问。调查报告列出火箭弹飞行轨迹表明发射点位于大马士革卡西翁山,直接俯瞰着阿萨德总统府的阵地,确定化学武器爆炸案的主谋是忠于巴沙尔·阿萨德的精锐部队。9月,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Igor Sutyagin博士使用开放代码分析,证实了在大马士革爆炸的火箭弹属于俄罗斯海军在役火箭弹,可能已出口叙利亚。这几乎摧毁了Hersh关于“叙利亚反政府军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甚至美国幕后策划的观点。

(抽文)Hersh解读已公开的情报文件,断章取义、杂糅信息。

Hersh口中未公开的“高度机密协议”,不仅至今仍未得到证实,还漏洞百出。在这份“秘密协议”的基础上,Hersh解读了美国国防情报局(DIA)的一份“机密文件”为美国助长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确凿证据。所谓“确凿证据”,是基于2012年8月美国保守派政府监督机构Judicial Watch发布的一份DIA情报文件,将其中两段进行“重新组装”后的解读:

7B段:“一方面叙利亚反对军正在试图控制东部地区(Hasaka和DerZor),除了与土耳其接壤的部分,还有毗邻伊拉克西部的(摩苏尔和安巴尔)。反对军受到西方、海湾国家和土耳其等国的支持。”

8C段:“如果情况揭开,在东部地区(Hasaka和Der Zor)存在建立萨拉菲斯特公国的可能性。这正是反对派所希望的,可以孤立叙利亚政权。”

阴谋论者将这两段的意思杂糅,将这个在西方势力资助下可能出现的“萨拉菲斯特公国”解读为ISIS的前身,产生了“美国国防情报局早在2012就预料到了ISIS的崛起”的扭曲结论。

事实上,“萨拉菲斯特公国”并不是指当时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后来的ISIS。DIA这份文件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把当时叙利亚境内的几大反对军区分得非常清楚,它指出“萨拉菲斯特派(Salafist),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伊拉克基地组织是叙利亚反对军的主要驱动力”。而建立“萨拉菲斯特公国”只是报告基于此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提出的一个猜想,这个至今没有出现的“公国”由哪些组织来构成也并没有答案。

尽管报告中对叙利亚反对军的不同派别进行了区分,但在形势预估上依然存在现实缺陷。这份报告的发布日期在2012年8月,当时叙利亚反对军绝大多数是叙利亚自由军(FSA),一些伊斯兰民兵组织虽已建立,但远没有到“驱动力”的阶段,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到2012年中卡塔尔介入都组织松散、不成气候,当时的伊拉克基地组织更是微不足道,这份调查报告的预测在当时完全没有现实依据。

其次,更令人疑惑的是这份报告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美国”二字。正如中东局势研究员Juan Cole所指出的,如果是一个美国利益相关的情报机构,是不会以“西方势力”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类别来指称美国。如果再仔细核查这份调查报告就会发现,报告的前几页和其他几处都加有“绝密”的标签,也就是说DIA保护了消息来源。换句话说,这份报告并非完全是DIA的意见表达。而报告也明确指出,这是一份“没有最终核实的情报(not finally evaluated intelligence)”。

此外,这份报告的大半篇幅以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在介绍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的风土人情,以及活跃在两国边境叙利亚反对派对于伊拉克的安全威胁。西悉尼大学历史政治系研究员Michael Karadjis据此推断,这份报告的线人更有可能来自或者接近伊拉克内部。

而这份没有最终核实的报告也并非一项政策指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行动是基于此报告的分析。但Hersh凭借这份报告和匿名者爆料断言,“美国军方集体认为奥巴马的叙利亚政策正在让美国真正的敌人基地组织和ISIS壮大。2013年9月开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直接采取措施,背着奥巴马政府,将美军掌握的关于叙利亚圣战者的情报透露给德国、以色列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美国军方明白这几国的情报机构和阿萨德政府有直接联系,会将情报透露给阿萨德。”由此,将军方的主动爆料解读为“叛国行为”。

(抽文)Hersh的调查报道总是遗漏佐证的关键信息,仅靠匿名爆料人的信息往往漏洞百出。

Hersh佐证“叛国行为”仅仅是基于一位匿名“前顾问”的爆料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在提交DIA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后,与白宫对叙利亚的政策相左,触发了矛盾点,便开始与普京、阿萨德政府秘密联盟,背着奥巴马给他们提供情报。将军通敌卖国,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阴谋论。

但这个故事的核心就错了。登普西在任职期间,众所周知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甚至登普西还因此与奥巴马为此争论过,因奥巴马认为应减少对叙利亚反政府军的武装支持,这一段争论明确记载在白宫的当时会议记录中。

其次,在Hersh眼中,另外一个向白宫持续表达“不满”的关键人物2012年至2014年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领导人的三星将军迈克尔·福林(Michael Flynn),在卸任后半岛电视台记者Mehdi Hasan询问他,假如情报局早就料到了ISIS,为什么不停止这一切?福林坦白:“情报局的工作只是提供情报,无权提供指令。”

最后,最值得质疑的一点是,美国军方向俄罗斯、阿萨德政府提供情报,这些“秘密行动”都来自Hersh的一位“匿名前顾问”的线人爆料。

Hersh抓住了吸引眼球的“阴谋论”爆料方式,试图呈现扭曲荒诞的真相却值得质疑。自1997年在Hersh的新书《坎姆勒特宫的阴暗面》出版前,他就高调地宣布,他的线人爆料美国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与总统肯尼迪有染,并且会在他的书中披露大量细节,甚至有梦露笔迹的便条和肯尼迪签署的给她妈妈提供60万美元信托基金合同。后来美国广播公司调查证实,便条和合同都是伪造的。自此,Hersh本人也因漏洞百出、核信源不实为新闻业所诟病。因为他总是先选择信念,再去寻找佐证。当他公开一个观点时,就会附加上一个“匿名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也被加上不同的标签:“前中情局分析员”、“某人的前任助手”、“从某人那里听说来的某事”。当赫什在谈论叙利亚问题时,他立刻得到了“叙利亚线人”,如果有德国参与,他立马又有了“德国线人”,据伊朗记者Amir Taheri统计,Hersh的报道中至少有30为外国政府匿名信源以及涵盖几乎美国政府的所有部门的线人。

不仅如此,近年来Hersh依然靠匪夷所思的爆料依然盘踞各大媒体头条,“美国与伊朗秘密交易放弃伊朗的核控制”、“本·拉登的死亡是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交易”等等,都是Hersh靠“匿名爆料”放出的阴谋论故事。而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而这位曾经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传至国内媒体眼中,依然带着“著名调查记者”的光环。

所以到底是谁背叛了美国?也许是那位只有Hersh认识的“匿名人士”。

[详细]

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

【回声专题】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摘要:在经常毁约的伊朗面前,遏制核计划的协议效力以及未来的核武器风险,依然无法预估。美国保留经济制裁的策略阻止伊朗核计划,只是遵守协议的常规外交手段。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在电影《逃离德黑兰》上演“最后一分钟营救”时,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快感。电影中营救美国人质的事件真实地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伊朗。在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统治时代,伊朗靠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开始了民用核工业。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建立在1970年巴列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

【回声专题】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

摘要:在经常毁约的伊朗面前,遏制核计划的协议效力以及未来的核武器风险,依然无法预估。美国保留经济制裁的策略阻止伊朗核计划,只是遵守协议的常规外交手段。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在电影《逃离德黑兰》上演“最后一分钟营救”时,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快感。电影中营救美国人质的事件真实地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伊朗。

在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统治时代,伊朗靠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开始了民用核工业。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建立在1970年巴列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之上,这一条约简单来说就是“有核国家自己用,无核国家不能用”。巴列维签署该条约时,伊朗并没有独立核技术,美欧技术援助也仅限于民用核反应堆。

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以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巴列维的独裁统治,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伊朗学生和民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人质事件引发了美伊关系恶化,1980年两国正式断交。缺少美国援助,伊朗核工业发展也一度停滞。再加上两伊战争中,伊拉克炸毁了在西德帮助下建造的两座核反应堆,导致伊朗核电建设陷于瘫痪。战后霍梅尼要求美欧重新恢复对伊朗的核援助,企图恢复原先巴列维时代的核活动。

霍梅尼开启的伊朗新政权废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没有国际公认的合法研制核武器的权利。

霍梅尼新政权的建立更意味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于伊朗彻底失效,伊朗也不再拥有国际认可的合法的核能开发权利,欧美因此拒绝了伊朗恢复援助的要求。

没有了国际条约的限制,伊朗抱着重新建立“中东大国”的野心,利用原先美欧援助下的核活动基础,1995年与俄罗斯核能供应商签订《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俄罗斯帮助伊朗建造了两座核电站,并为伊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对此,美国一直对伊朗发展核技术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因为尽管伊朗一直坚称核研究用于民用设施,但实际上铀浓缩的民用与军用只有一线之隔。

自然界中,铀主要含三种同位素,即铀234、铀235和铀238,其中只有铀235是可裂变核元素,可以用作原子弹的核装料与核电站反应堆的燃料。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丰度为3%的铀235为核电站发电用低浓缩铀,丰度大于80%为高浓缩铀,其中丰度大于90%的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核武器。然而,在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非常低,只有约0.7%。要想满足核武器和核动力的需求,就必须浓缩铀,即以天然铀矿作原料,运用同位素分离法使天然铀的三种同位素分离,以提高铀235的丰度。”提炼浓缩铀通常采用气体离心法,气体离心分离机是其中的关键设备,因此美国等国通常把拥有该设备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核武器研究的标准。而直到伊朗大规模铀浓缩离心机被曝光,国际社会才意识到这个中东国家的“核野心”。

2002年8月中旬,伊朗反抗力量全国议会(National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NCRI)在华盛顿举行发布会,披露伊朗境内存在秘密核研究基地。伊朗驻联合国大使Mohammed Javad Zarif立马否认了伊朗有高浓缩铀。

不久后,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会(Institute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IS)曝光了德黑兰南部两个小镇Natanz和Arak的大量卫星图片。Arak镇上的重水反应堆设备与巴基斯坦此前核弹计划的设备极为相似,而Natanz上的大量设备图片,则与高丰度铀浓缩离心机设备高度吻合。David Albright由此确认,在Natanz和Arak小镇上的铀浓缩实验和重水计划与核武器有关。直到2003年2月,当时的伊朗总统哈塔米突然宣布,伊朗已经在中部城市Yadzd附近的Saghand发现了铀矿,并进行了开采以供核电站使用。这意味着伊朗已经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即使给予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依然不会放弃研制核武器的秘密行动。

欧盟虽然承认并接受伊朗有民用核能的权利,但伊朗不断扩大的铀浓缩活动依然也使得欧盟对其核动机深表怀疑。在英法德三国斡旋之下,2004年11月伊朗重新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附加议定书,暂停了铀浓缩活动。但2005年8月,伊朗始终不能放弃铀浓缩,又单方面违反了条约,重新恢复了铀浓缩活动。

与欧盟寄希望于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不同,美国从一开始就态度强硬。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甚至表示“军事打击仍将是美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手段之一”。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尽管美国并未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发起了针对伊朗持续不断的经济制裁,希望通过制裁的方式使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2004年,针对911之后的恐怖主义融资情报,原先隶属于美国财政部下侦查涉嫌洗钱交易的“金融情报司”,增设为“恐怖主义与金融情报部”,旨在为美国财政部的另一机构“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在制定和实施针对特殊群体和个人的金融制裁方面提供更准确的信息,提升资金追踪速度和冻结的准确度。

但长期以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只是单边制裁,并非众多媒体和政治家解读的“金融酷刑”,依然给伊朗留下了可以规避制裁的空间。例如尽管美国财政部切断了许多金融机构与伊朗石油交易的美元业务,但并没有阻止伊朗使用其他货币交易。自2007年,全球购买伊朗原油最多的公司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已经改用欧元支付所购买的大部分伊朗原油。此外,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也没有封锁伊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2006年挪威公司Norsk Hydro ASA依然与伊朗签署了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开发协议。

针对伊朗一直私自扩张铀浓缩的问题,除了美国的单边制裁,联合国安理会自 2006年年底以来也一直积极促成对伊朗的多边制裁。然而,长达10年的制裁并未使伊朗做出让步,伊朗坚称其拥有和平用核的权利。

《联合整体行动规划》核心在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解除经济制裁,以技术介入,加大国际监管。

直到2015年7月4日,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签署《联合整体行动规划》(Joint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为伊朗免去部分核相关的制裁措施,以换取伊朗停止大规模核开发。

按照协议,未来十年,伊朗将把20000台浓缩铀离心机缩减至6104台,并且放弃最新机型,只保留最早的老机型。与此同时,降低98%的浓缩铀库存,在未来15年仅保留300千克丰度不超过3.67%的浓缩铀,远远低于能用于武器级的标准。

而这份协议与以往“停止核开发”交换“解除经济制裁”的方式不同,在缩减伊朗核开发规模的同时,美欧争取技术介入伊朗核开发。例如伊朗境内Arak、Fordow等几个可以产出核武器级别的工厂,将由美欧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参与改造,废除生产高浓缩铀的功能。Fordow目前有3000台离心机,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管Steven Miller 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终止Fordow浓缩铀生产,对地下设施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国际“核能、物理学和技术中心”。

这正是美国众议员、也是国会唯一的物理学家BillFoster在提出支持该协议时的设想。Froster说明,伊朗最后是否会获得核武器,是政治问题,也是物理问题。10多年来的经济制裁没有能够控制伊朗继续核开发,除了技术介入,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伊朗研制核武器。而打破经济制裁,不过是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更友好的合作环境。

但靠科学家介入,依然存在技术问题。尽管伊朗同意在未来10年内不再研究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金属铀和钚。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钚研究专家Siegfried Hecker 指出,如果伊朗科学家有研究意向,完全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小型铀冶金研究,因为“并没有办法完全监控”。因此,在经常毁约的伊朗面前,《联合整体行动规划》的协议效力以及未来的核武器风险,依然无法预估。

《联合整体行动规划》协议正式签署是在去年7月。直至本月1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伊朗执行协议工作准备完毕,当天奥巴马按照协议规定,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近期两起伊朗释放美国水兵和人质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关联。具体解除经济制裁的领域包括:金融和银行业(恢复与伊朗中央银行的往来),保险、再保险,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船务公司、造船厂以及港口经营方,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行业,石墨、铝、钢铁、冶金用煤以及一些商业软件,汽车行业等,以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将获得解冻。

恰在去年10月伊朗尝试发射了精确制导弹道导弹,该导弹有能力承载核弹头,存在严重安全威胁,违反了联合国禁令。美国17日在协议正式执行后,遵循《联合整体行动规划》,宣布禁止参与导弹研发项目有关的11家单位和个人使用美国银行系统,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意味着,对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人权问题”、“弹道导弹试射”等实施的多项制裁仍然有效,且将成为未来美国阻止伊朗核武器的常规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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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

【回声专题】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摘要:在经常毁约的伊朗面前,遏制核计划的协议效力以及未来的核武器风险,依然无法预估。美国保留经济制裁的策略阻止伊朗核计划,只是遵守协议的常规外交手段。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在电影《逃离德黑兰》上演“最后一分钟营救”时,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快感。电影中营救美国人质的事件真实地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伊朗。在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统治时代,伊朗靠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开始了民用核工业。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建立在1970年巴列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

【回声专题】伊朗解除经济制裁,是政治交易?

摘要:在经常毁约的伊朗面前,遏制核计划的协议效力以及未来的核武器风险,依然无法预估。美国保留经济制裁的策略阻止伊朗核计划,只是遵守协议的常规外交手段。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在电影《逃离德黑兰》上演“最后一分钟营救”时,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快感。电影中营救美国人质的事件真实地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伊朗。

在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统治时代,伊朗靠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开始了民用核工业。美欧的“德黑兰核市场扶持计划”建立在1970年巴列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之上,这一条约简单来说就是“有核国家自己用,无核国家不能用”。巴列维签署该条约时,伊朗并没有独立核技术,美欧技术援助也仅限于民用核反应堆。

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以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巴列维的独裁统治,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伊朗学生和民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扣为人质。人质事件引发了美伊关系恶化,1980年两国正式断交。缺少美国援助,伊朗核工业发展也一度停滞。再加上两伊战争中,伊拉克炸毁了在西德帮助下建造的两座核反应堆,导致伊朗核电建设陷于瘫痪。战后霍梅尼要求美欧重新恢复对伊朗的核援助,企图恢复原先巴列维时代的核活动。

霍梅尼开启的伊朗新政权废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没有国际公认的合法研制核武器的权利。

霍梅尼新政权的建立更意味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于伊朗彻底失效,伊朗也不再拥有国际认可的合法的核能开发权利,欧美因此拒绝了伊朗恢复援助的要求。

没有了国际条约的限制,伊朗抱着重新建立“中东大国”的野心,利用原先美欧援助下的核活动基础,1995年与俄罗斯核能供应商签订《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俄罗斯帮助伊朗建造了两座核电站,并为伊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对此,美国一直对伊朗发展核技术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因为尽管伊朗一直坚称核研究用于民用设施,但实际上铀浓缩的民用与军用只有一线之隔。

自然界中,铀主要含三种同位素,即铀234、铀235和铀238,其中只有铀235是可裂变核元素,可以用作原子弹的核装料与核电站反应堆的燃料。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丰度为3%的铀235为核电站发电用低浓缩铀,丰度大于80%为高浓缩铀,其中丰度大于90%的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核武器。然而,在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非常低,只有约0.7%。要想满足核武器和核动力的需求,就必须浓缩铀,即以天然铀矿作原料,运用同位素分离法使天然铀的三种同位素分离,以提高铀235的丰度。”提炼浓缩铀通常采用气体离心法,气体离心分离机是其中的关键设备,因此美国等国通常把拥有该设备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核武器研究的标准。而直到伊朗大规模铀浓缩离心机被曝光,国际社会才意识到这个中东国家的“核野心”。

2002年8月中旬,伊朗反抗力量全国议会(National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NCRI)在华盛顿举行发布会,披露伊朗境内存在秘密核研究基地。伊朗驻联合国大使Mohammed Javad Zarif立马否认了伊朗有高浓缩铀。

不久后,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会(Institute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IS)曝光了德黑兰南部两个小镇Natanz和Arak的大量卫星图片。Arak镇上的重水反应堆设备与巴基斯坦此前核弹计划的设备极为相似,而Natanz上的大量设备图片,则与高丰度铀浓缩离心机设备高度吻合。David Albright由此确认,在Natanz和Arak小镇上的铀浓缩实验和重水计划与核武器有关。直到2003年2月,当时的伊朗总统哈塔米突然宣布,伊朗已经在中部城市Yadzd附近的Saghand发现了铀矿,并进行了开采以供核电站使用。这意味着伊朗已经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即使给予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依然不会放弃研制核武器的秘密行动。

欧盟虽然承认并接受伊朗有民用核能的权利,但伊朗不断扩大的铀浓缩活动依然也使得欧盟对其核动机深表怀疑。在英法德三国斡旋之下,2004年11月伊朗重新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附加议定书,暂停了铀浓缩活动。但2005年8月,伊朗始终不能放弃铀浓缩,又单方面违反了条约,重新恢复了铀浓缩活动。

与欧盟寄希望于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不同,美国从一开始就态度强硬。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甚至表示“军事打击仍将是美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手段之一”。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尽管美国并未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发起了针对伊朗持续不断的经济制裁,希望通过制裁的方式使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2004年,针对911之后的恐怖主义融资情报,原先隶属于美国财政部下侦查涉嫌洗钱交易的“金融情报司”,增设为“恐怖主义与金融情报部”,旨在为美国财政部的另一机构“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在制定和实施针对特殊群体和个人的金融制裁方面提供更准确的信息,提升资金追踪速度和冻结的准确度。

但长期以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只是单边制裁,并非众多媒体和政治家解读的“金融酷刑”,依然给伊朗留下了可以规避制裁的空间。例如尽管美国财政部切断了许多金融机构与伊朗石油交易的美元业务,但并没有阻止伊朗使用其他货币交易。自2007年,全球购买伊朗原油最多的公司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已经改用欧元支付所购买的大部分伊朗原油。此外,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也没有封锁伊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2006年挪威公司Norsk Hydro ASA依然与伊朗签署了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开发协议。

针对伊朗一直私自扩张铀浓缩的问题,除了美国的单边制裁,联合国安理会自 2006年年底以来也一直积极促成对伊朗的多边制裁。然而,长达10年的制裁并未使伊朗做出让步,伊朗坚称其拥有和平用核的权利。

《联合整体行动规划》核心在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解除经济制裁,以技术介入,加大国际监管。

直到2015年7月4日,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签署《联合整体行动规划》(Joint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为伊朗免去部分核相关的制裁措施,以换取伊朗停止大规模核开发。

按照协议,未来十年,伊朗将把20000台浓缩铀离心机缩减至6104台,并且放弃最新机型,只保留最早的老机型。与此同时,降低98%的浓缩铀库存,在未来15年仅保留300千克丰度不超过3.67%的浓缩铀,远远低于能用于武器级的标准。

而这份协议与以往“停止核开发”交换“解除经济制裁”的方式不同,在缩减伊朗核开发规模的同时,美欧争取技术介入伊朗核开发。例如伊朗境内Arak、Fordow等几个可以产出核武器级别的工厂,将由美欧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参与改造,废除生产高浓缩铀的功能。Fordow目前有3000台离心机,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管Steven Miller 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终止Fordow浓缩铀生产,对地下设施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国际“核能、物理学和技术中心”。

这正是美国众议员、也是国会唯一的物理学家BillFoster在提出支持该协议时的设想。Froster说明,伊朗最后是否会获得核武器,是政治问题,也是物理问题。10多年来的经济制裁没有能够控制伊朗继续核开发,除了技术介入,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伊朗研制核武器。而打破经济制裁,不过是给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更友好的合作环境。

但靠科学家介入,依然存在技术问题。尽管伊朗同意在未来10年内不再研究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金属铀和钚。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钚研究专家Siegfried Hecker 指出,如果伊朗科学家有研究意向,完全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小型铀冶金研究,因为“并没有办法完全监控”。因此,在经常毁约的伊朗面前,《联合整体行动规划》的协议效力以及未来的核武器风险,依然无法预估。

《联合整体行动规划》协议正式签署是在去年7月。直至本月1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伊朗执行协议工作准备完毕,当天奥巴马按照协议规定,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近期两起伊朗释放美国水兵和人质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关联。具体解除经济制裁的领域包括:金融和银行业(恢复与伊朗中央银行的往来),保险、再保险,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船务公司、造船厂以及港口经营方,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行业,石墨、铝、钢铁、冶金用煤以及一些商业软件,汽车行业等,以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将获得解冻。

恰在去年10月伊朗尝试发射了精确制导弹道导弹,该导弹有能力承载核弹头,存在严重安全威胁,违反了联合国禁令。美国17日在协议正式执行后,遵循《联合整体行动规划》,宣布禁止参与导弹研发项目有关的11家单位和个人使用美国银行系统,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意味着,对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人权问题”、“弹道导弹试射”等实施的多项制裁仍然有效,且将成为未来美国阻止伊朗核武器的常规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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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

【回声专题】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导语:吃方便面索赔450万,反被以敲诈勒索罪判了8年半,人们对这一新闻感到震惊。从漏洞百出的判决书来看,无论被告李海峰是否有罪,这个黑龙江货车司机都是一场业余审判的受害者。即使不了解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许多人仍然对黑龙江男子李海峰的遭遇感到巨大不公。这个自述从过期方便面中吃出“异物”,向今麦郎索赔450万元的货车司机,近日因“敲诈勒索罪”被河北隆尧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罚金2万元。为什么天价索赔竟然能和敲诈勒索划上等号?为什么要用刑法伺候正…

【回声】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

【回声专题】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

导语:吃方便面索赔450万,反被以敲诈勒索罪判了8年半,人们对这一新闻感到震惊。从漏洞百出的判决书来看,无论被告李海峰是否有罪,这个黑龙江货车司机都是一场业余审判的受害者。

即使不了解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许多人仍然对黑龙江男子李海峰的遭遇感到巨大不公。这个自述从过期方便面中吃出“异物”,向今麦郎索赔450万元的货车司机,近日因“敲诈勒索罪”被河北隆尧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罚金2万元。

为什么天价索赔竟然能和敲诈勒索划上等号?为什么要用刑法伺候正当维权的消费者?尽管对具体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偏差,但人们朴素的正义观并没有错,从澎湃新闻以及职业打假人王海展示的案件判决书来看,货车司机李海峰确实遭到了一次水平低劣、漏洞百出的荒谬判决。

中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张明楷在《刑法学》(第四版)中指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鉴于法院认定李海峰是敲诈勒索罪未遂,那么断案的基本逻辑是:(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 (2)对方产生恐惧心理– (3)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却由于其他原因未得逞。

那么,河北隆尧县法院分别是怎么认定的呢?在认定李海峰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法院首先称“被告人……没有选择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维权要求……(反而)直接向今麦郎公司索要300万元进而450万元的巨额赔偿,不能认为被告人是出于真诚的合理相信。”

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没强制规定消费者遇到争议必须得找有关部门,该法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解决争议的途径,包括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部门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李海峰采取的是和今麦郎进行协商(李海峰索赔450万,今麦郎只愿意给出7箱方便面,作为提出意见的奖励),并声称他曾经向12315投诉过(只是对方以过期食品为由拒绝受理)。

1.巨额索赔不等于敲诈勒索,用巨额索赔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低级错误

隆尧县法院接着用“巨额索赔”来论证李海峰在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判决书写道,“被告人……提出巨额索赔亦因具有合理理由,其主观确信的赔偿数额亦应与社会通念相符,索赔数额不能超出社会观念容忍的程度,但本案被告人使用胁迫手段索要的财务明显超出了其正当利益实现后可能确定的债权范围,显然那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故应认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在这里法院又一次犯下了低级错误。索赔数额巨大,根本不能直接推定出被告是“非法占有”。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消费者因权益受到损害提出的索赔数额有禁止性规定,多位学者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是对经营者赔偿数额的规定,也是一种兜底式的“裁判性规范”,而不是对消费者的限制。既然消费者索赔数额可高于二倍也可低于二倍,那李海峰的300万(2014年12月30日左右提出)、500万(2015年3月7日)以及450万(2015年3月11日)索赔就不存在非法性,更无法以此推定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因为违约或者侵权行为的发生,经营者或者销售者变为债务人,消费者变成债权人,这种债权关系的内容(赔偿数额)是不确定的,需要双方进行协商,消费者提出多少赔偿数额,不需要得到经营者的同意。不知道司法工作人员有怎样的神通,能准确画两条线,界定出具体的债权范围(赔偿范围),还能判断李海峰明显超出了这个债权范围。

2.检测机构的资质不是争论焦点,没有证据显示李海峰所使用的检测报告有错误,无法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法院在证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还声称李海峰“明知检测机构无资质,检测结果无法律效力,仍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并以所得检测结果为据向今麦郎公司索赔”。这条看起来比较有杀伤力,但也有很大问题。

判决书虽然提到,两家检测机构曾告知李海峰检测结果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但在公诉机关提供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中,出现“其(李海峰)向上海微普和西安国联送检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食品检测资质,(而)两家机构网页上显示有食品检测项目。”被告辩护律师刘俊丽告诉《东方时空》,“证据表明被告不知无资质,法院不应该依据该检测机构无资质,推定被告方具有非法占有的条件。”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也认为,检测机构是否具备资质和法律效力,不仅仅是专业判断,乃至属于司法审查的责任,不能苛责普通人李海峰。实际上,李海峰在找上述两家检测机构之前,最先找的是哈尔滨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哈尔滨食药监局直属单位),但该中心不接受个人送检。

再者说,检测机构的资质、检验报告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本案的争论焦点。方便面就算过期了一年(李海峰食用腹泻后才知道),可送检方便面醋包内的汞含量超标了4.6倍(西安国联公司,标准参照GB2762-2012),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检验过程、结果有错误,也没有证据显示李海峰与西安国联公司串通作假。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李海峰凭借自己腹泻以及自身的知识推断醋包内的是“玻璃渣”(尽管这是错误的),检验结果出来后,又认为汞超标结果准确才持续向今麦郎索赔,怎能推断出李海峰有“非法占有目的”?还有,假设西安国联的检验结果准确,那汞含量超标是由于过期一年导致的,还是由于本身生产有缺陷(无论过不过期)导致的?判决书并未下结论。

3.李海峰以自认为准确的、未被证明有错误的检测报告,威胁向媒体曝光,合情合法,也没让今麦郎走投无路

一些理性中立客观的网友可能要说,李海峰“威胁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即将检测结果通过媒体公开”,这种客观上的“威胁行为”总该板上钉钉了吧。但其实,要认定“向新闻媒体曝光”是否属于《刑法》中的“威胁或要挟”手段,主要得过两关:

(1) 是否具有非法性:法院将“向媒体曝光”形容为能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洪水猛兽,可中国没有法律禁止消费者采用媒体曝光进行维权,法无禁止即可为,向媒体曝光属于合法行为。既然向媒体曝光是一种合法权利,而权利又是可以放弃的,那李海峰起初用自认为准确的“玻璃渣”结果(尽管这是错的)、后来用自认为准确的事后也未被证伪的检测报告威胁向媒体曝光,无非是希望放弃向媒体曝光的权利,以获得赔偿——这是民事索赔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威胁向媒体曝光本身是合法的,李海峰也没有用故意捏造的事实威胁向媒体曝光从而进行索赔,因此整个行为不具备非法性。

(2)是否具有强制性:法院称,“被告人声称将向媒体公布……的检测结果势必会对今麦郎公司产生精神强制”,可即使李海峰威胁要向媒体曝光,今麦郎也没有面临过无可选择、必须得拿出450万元给李海峰的境地。今麦郎一直都拥有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今麦郎早期曾和李海峰多次协商(尽管很不愉快),后期还能使用仲裁、民事诉讼来试图保住自己的450万元。因此,“向媒体曝光”没有剥夺今麦郎的抗辩权,也就没有强制力。

4.李海峰发表微博时编造内容,今麦郎应对其提起诽谤民事诉讼,而不是向公安报案

可能李海峰最不占理的地方在于,2015年3月23日,协商未果的他最终选择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进行曝光,他在发布西安国联检测报告的同时,又添油加醋发布了“我妈妈因长期食用方便面患上乳腺癌,最小癌症患者不到三岁”等未经证实的内容,随后还向今麦郎公司工作人员发送“昨天已经有三家媒体联系了我,微博的阅读量快要突破四万人!大家再努努力继续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今麦郎这个黑心企业”的不实短信。

很可惜,判决书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李海峰在和今麦郎协商时(发表之前),有利用过上述内容威胁向媒体曝光(只利用检测报告威胁)。当李海峰发表上述未经证实的内容时,已经完全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范畴。今麦郎如果认为上述内容是胡说八道,该选择的不是请求公安机关对李海峰刑事拘留,而是该对李海峰提起诽谤民事诉讼。

许多法律学者将被大刑“伺候”的李海峰,与2006年著名华硕天价索赔案中的黄静进行对比。华硕存在违规使用测试版CPU的情况,对黄静侵权在先,黄静向华硕提出500万惩罚性赔偿,声称如果不满足就向媒体曝光,在协商未果情况下,黄静确实向媒体曝光,不过没像李海峰那样,在曝光时编造事实。可以说,在“敲诈勒索罪”的范畴内,黄静和李海峰的主客观构成要件都极其相似。黄静的运气要好一些,先是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批准逮捕,后检方又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作起诉,还拿到2万多元国家赔偿(她全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

包括徐光华在内的多位教授,都认为在认定维权索赔和敲诈勒索时,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存在不一致,“司法机关对于同一案件也经常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同案不同判”现象持续下去,如果地方法院继续做出李海峰式的业余判决,那人们只能越来越对中国地方司法的水平感到怀疑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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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

【回声专题】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导语:吃方便面索赔450万,反被以敲诈勒索罪判了8年半,人们对这一新闻感到震惊。从漏洞百出的判决书来看,无论被告李海峰是否有罪,这个黑龙江货车司机都是一场业余审判的受害者。即使不了解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许多人仍然对黑龙江男子李海峰的遭遇感到巨大不公。这个自述从过期方便面中吃出“异物”,向今麦郎索赔450万元的货车司机,近日因“敲诈勒索罪”被河北隆尧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罚金2万元。为什么天价索赔竟然能和敲诈勒索划上等号?为什么要用刑法伺候正…

【回声】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

【回声专题】索赔450万被判敲诈,法官有多业余

导语:吃方便面索赔450万,反被以敲诈勒索罪判了8年半,人们对这一新闻感到震惊。从漏洞百出的判决书来看,无论被告李海峰是否有罪,这个黑龙江货车司机都是一场业余审判的受害者。

即使不了解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许多人仍然对黑龙江男子李海峰的遭遇感到巨大不公。这个自述从过期方便面中吃出“异物”,向今麦郎索赔450万元的货车司机,近日因“敲诈勒索罪”被河北隆尧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罚金2万元。

为什么天价索赔竟然能和敲诈勒索划上等号?为什么要用刑法伺候正当维权的消费者?尽管对具体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偏差,但人们朴素的正义观并没有错,从澎湃新闻以及职业打假人王海展示的案件判决书来看,货车司机李海峰确实遭到了一次水平低劣、漏洞百出的荒谬判决。

中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张明楷在《刑法学》(第四版)中指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鉴于法院认定李海峰是敲诈勒索罪未遂,那么断案的基本逻辑是:(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 (2)对方产生恐惧心理– (3)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却由于其他原因未得逞。

那么,河北隆尧县法院分别是怎么认定的呢?在认定李海峰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法院首先称“被告人……没有选择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维权要求……(反而)直接向今麦郎公司索要300万元进而450万元的巨额赔偿,不能认为被告人是出于真诚的合理相信。”

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没强制规定消费者遇到争议必须得找有关部门,该法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解决争议的途径,包括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部门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李海峰采取的是和今麦郎进行协商(李海峰索赔450万,今麦郎只愿意给出7箱方便面,作为提出意见的奖励),并声称他曾经向12315投诉过(只是对方以过期食品为由拒绝受理)。

1.巨额索赔不等于敲诈勒索,用巨额索赔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低级错误

隆尧县法院接着用“巨额索赔”来论证李海峰在主观上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判决书写道,“被告人……提出巨额索赔亦因具有合理理由,其主观确信的赔偿数额亦应与社会通念相符,索赔数额不能超出社会观念容忍的程度,但本案被告人使用胁迫手段索要的财务明显超出了其正当利益实现后可能确定的债权范围,显然那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故应认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在这里法院又一次犯下了低级错误。索赔数额巨大,根本不能直接推定出被告是“非法占有”。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消费者因权益受到损害提出的索赔数额有禁止性规定,多位学者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是对经营者赔偿数额的规定,也是一种兜底式的“裁判性规范”,而不是对消费者的限制。既然消费者索赔数额可高于二倍也可低于二倍,那李海峰的300万(2014年12月30日左右提出)、500万(2015年3月7日)以及450万(2015年3月11日)索赔就不存在非法性,更无法以此推定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因为违约或者侵权行为的发生,经营者或者销售者变为债务人,消费者变成债权人,这种债权关系的内容(赔偿数额)是不确定的,需要双方进行协商,消费者提出多少赔偿数额,不需要得到经营者的同意。不知道司法工作人员有怎样的神通,能准确画两条线,界定出具体的债权范围(赔偿范围),还能判断李海峰明显超出了这个债权范围。

2.检测机构的资质不是争论焦点,没有证据显示李海峰所使用的检测报告有错误,无法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法院在证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还声称李海峰“明知检测机构无资质,检测结果无法律效力,仍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并以所得检测结果为据向今麦郎公司索赔”。这条看起来比较有杀伤力,但也有很大问题。

判决书虽然提到,两家检测机构曾告知李海峰检测结果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但在公诉机关提供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中,出现“其(李海峰)向上海微普和西安国联送检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食品检测资质,(而)两家机构网页上显示有食品检测项目。”被告辩护律师刘俊丽告诉《东方时空》,“证据表明被告不知无资质,法院不应该依据该检测机构无资质,推定被告方具有非法占有的条件。”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也认为,检测机构是否具备资质和法律效力,不仅仅是专业判断,乃至属于司法审查的责任,不能苛责普通人李海峰。实际上,李海峰在找上述两家检测机构之前,最先找的是哈尔滨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哈尔滨食药监局直属单位),但该中心不接受个人送检。

再者说,检测机构的资质、检验报告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本案的争论焦点。方便面就算过期了一年(李海峰食用腹泻后才知道),可送检方便面醋包内的汞含量超标了4.6倍(西安国联公司,标准参照GB2762-2012),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检验过程、结果有错误,也没有证据显示李海峰与西安国联公司串通作假。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李海峰凭借自己腹泻以及自身的知识推断醋包内的是“玻璃渣”(尽管这是错误的),检验结果出来后,又认为汞超标结果准确才持续向今麦郎索赔,怎能推断出李海峰有“非法占有目的”?还有,假设西安国联的检验结果准确,那汞含量超标是由于过期一年导致的,还是由于本身生产有缺陷(无论过不过期)导致的?判决书并未下结论。

3.李海峰以自认为准确的、未被证明有错误的检测报告,威胁向媒体曝光,合情合法,也没让今麦郎走投无路

一些理性中立客观的网友可能要说,李海峰“威胁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即将检测结果通过媒体公开”,这种客观上的“威胁行为”总该板上钉钉了吧。但其实,要认定“向新闻媒体曝光”是否属于《刑法》中的“威胁或要挟”手段,主要得过两关:

(1) 是否具有非法性:法院将“向媒体曝光”形容为能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洪水猛兽,可中国没有法律禁止消费者采用媒体曝光进行维权,法无禁止即可为,向媒体曝光属于合法行为。既然向媒体曝光是一种合法权利,而权利又是可以放弃的,那李海峰起初用自认为准确的“玻璃渣”结果(尽管这是错的)、后来用自认为准确的事后也未被证伪的检测报告威胁向媒体曝光,无非是希望放弃向媒体曝光的权利,以获得赔偿——这是民事索赔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威胁向媒体曝光本身是合法的,李海峰也没有用故意捏造的事实威胁向媒体曝光从而进行索赔,因此整个行为不具备非法性。

(2)是否具有强制性:法院称,“被告人声称将向媒体公布……的检测结果势必会对今麦郎公司产生精神强制”,可即使李海峰威胁要向媒体曝光,今麦郎也没有面临过无可选择、必须得拿出450万元给李海峰的境地。今麦郎一直都拥有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今麦郎早期曾和李海峰多次协商(尽管很不愉快),后期还能使用仲裁、民事诉讼来试图保住自己的450万元。因此,“向媒体曝光”没有剥夺今麦郎的抗辩权,也就没有强制力。

4.李海峰发表微博时编造内容,今麦郎应对其提起诽谤民事诉讼,而不是向公安报案

可能李海峰最不占理的地方在于,2015年3月23日,协商未果的他最终选择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进行曝光,他在发布西安国联检测报告的同时,又添油加醋发布了“我妈妈因长期食用方便面患上乳腺癌,最小癌症患者不到三岁”等未经证实的内容,随后还向今麦郎公司工作人员发送“昨天已经有三家媒体联系了我,微博的阅读量快要突破四万人!大家再努努力继续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今麦郎这个黑心企业”的不实短信。

很可惜,判决书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李海峰在和今麦郎协商时(发表之前),有利用过上述内容威胁向媒体曝光(只利用检测报告威胁)。当李海峰发表上述未经证实的内容时,已经完全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范畴。今麦郎如果认为上述内容是胡说八道,该选择的不是请求公安机关对李海峰刑事拘留,而是该对李海峰提起诽谤民事诉讼。

许多法律学者将被大刑“伺候”的李海峰,与2006年著名华硕天价索赔案中的黄静进行对比。华硕存在违规使用测试版CPU的情况,对黄静侵权在先,黄静向华硕提出500万惩罚性赔偿,声称如果不满足就向媒体曝光,在协商未果情况下,黄静确实向媒体曝光,不过没像李海峰那样,在曝光时编造事实。可以说,在“敲诈勒索罪”的范畴内,黄静和李海峰的主客观构成要件都极其相似。黄静的运气要好一些,先是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批准逮捕,后检方又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作起诉,还拿到2万多元国家赔偿(她全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

包括徐光华在内的多位教授,都认为在认定维权索赔和敲诈勒索时,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存在不一致,“司法机关对于同一案件也经常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同案不同判”现象持续下去,如果地方法院继续做出李海峰式的业余判决,那人们只能越来越对中国地方司法的水平感到怀疑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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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军力超群的美国,为何靠民企运导弹

【回声专题】军力超群的美国,为何靠民企运导弹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布一项报告称,2014年被送往欧洲参加北约军事演习的“地狱火导弹”在运回美国的途中竟误送到古巴,这场“乌龙事件”恐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泄密事件之一。美国政府正在设法与古巴政府交涉追回此枚导弹。消息称这枚“地狱火”导弹是由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制造,并让其承运。为什么美国放心把这么重要的国防军工业务交给一家私人企业呢?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研究和平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美国军费开支从2011年的6700…

【回声】军力超群的美国,为何靠民企运导弹

【回声专题】军力超群的美国,为何靠民企运导弹

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布一项报告称,2014年被送往欧洲参加北约军事演习的“地狱火导弹”在运回美国的途中竟误送到古巴,这场“乌龙事件”恐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泄密事件之一。美国政府正在设法与古巴政府交涉追回此枚导弹。消息称这枚“地狱火”导弹是由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制造,并让其承运。为什么美国放心把这么重要的国防军工业务交给一家私人企业呢?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研究和平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美国军费开支从2011年的6700亿美元下降到6190亿美元,这是自1991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克林顿上台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国防部减少了用于投资、采购、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等多个项目的资金。1996年,国防部在国防领域的研究资金下降了52%,克林顿政府还通过购买民品,降低采购费用。到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约1个多百分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不断要求增加军事开支打击恐怖主义,虽然国防预算增加,军事工业增速很快。2003年,美国国防部与运输司令部为了实施了了一项国防交通协调行动(DTCI)计划,将国防部的大部分货物运输外包出去,不仅为那些民营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又能通过公平竞争给予政府最优选择。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国防预算紧缩越来越明显,甚至取消了几个主要的国防项目,包括未来作战系统(FCS)、远洋战车(EFV)等。美国国防部为了降低国防运输成本,在2014年,让Menlo国际物流公司获得了价值16亿的合同用来管理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个补给站的货物运送。

当国防部的各采办部门与承包商签订完合同后,还会在该项目设置一个里程碑决策机构(Milestone Decision Authorities),对项目的成本、进度、绩效、风险进行考察,在每个阶段设立一个里程碑决策点,在这个决策点MDA会进行阶段性评估,判断该项目是否能按计划继续下去,是否符合预算。如可行,则继续下去。如不可行,就会毫无犹豫地报告国防部中止或冻结该项目。

业务外包不是意味着政府不需要对承包商进行资格审查,相反,美国对申请成为美国国防部承包商的无论大、小的企业都要进行背景审查。美军对每份合同都会派负责人来进行跟踪调查,进行监管验收。在装备方面,美国还有一个全寿命周期管理系统(Total Life Cycle Systems Management),从装备预研、前期演示论证,开发、生产部署到维修直至退役全过程的管理。

由于负责人是单向责任机制,因此项目经理需要对每份合同认真对待,对系统监督、管理、研发、生产、等基于装备支持性能的相关活动。负责人还需要在对生命周期维持战略收购基础上,注重维持重点性能指标(如:物资供应、物资可靠性、平均故障率)等重点设备;根据部队需要的性能协议提供连续、可靠的优惠支持;根据政府行业的需要提供整个生命周期的的性能协议,确保系统设备维持在最佳水平。

在2006年美国的另一军事企业大户波音公司被控未经美国政府许可向海外出口94架装有“QRS-11”回转仪芯片的民用飞机后,除了支付15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国务院还指派了一名独立的外部官员负责在两年之内监督波音公司的飞机出口业务。

美国政府与私人军企合作历史久,私企搞技术,政府买产品。

事实上,美国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初,飞机才刚发明,洛克希德就搭上飞机制造业的便车兴盛起来。只不过当时的私人军工企业还停留在军备制造业的初级阶段,比如生产一些零部件等。二战的爆发给美国的私人军工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他们趁势而起,为武器装备行业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冷战时期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政府将除了核武器之外的常规武器、军服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承包给了私人企业。为了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政府还制定了“研究与发展计划”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用于国防领域,其中三分之二的研究资金由联邦政府出资,企业研究失败还会获得政府补助。不过也是得意与民营企业的帮助,才使美国不会像苏联举国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导致民不聊生。

正是这种紧密的联系让美国政府和私人军工企业形成了共生关系,政府需要企业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而企业需要来自政府的订购订单。

美国政府是私人军工企业的最大买方,蝇头小利恐难让私人军工企业出卖国家机密。

美国之所以敢放心地把自己的军工交给私人企业运营,不仅在于为了削减国防开支预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像洛克希德这样的私人军工企业不再作为简单的零部件分包生产商,而是成为军火制造业的龙头老大。国防部已经成为洛克希德 ·马丁这样的私人军工企业的最大买家。2010年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营收458亿美元,其中84%来自美国政府(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15%来自外国政府机构(包括武器销售),剩下的1%左右为一般商业客户。

利益上的考量使私人军工企业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美国为了防范最坏的情况出现,在对私人军工企业进行军火采购时就国防部要求承包商必须签署《国防部安全协议》之外,还要承包商遵守《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The National Industry Security Program Operating Manual,NISPOM)》。如若泄密,将会追究其刑事责任和面临高额罚款。美国国务院曾在2000年对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提起诉讼,指称该公司在1994年曾向中国透露了有助于提高导弹发射技术的机密材料,并罚款1300万美元。最后这笔款项被用于改进该公司的保密程序,以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美国国防还严控私人军事企业与他人共享技术。1998年,波音公司曾因与他人共享太空火箭领域的某些技术而被罚1000万美元。2001年,该公司又因在未得到政府出口许可的情况下转让某些技术而被迫支付400万美元罚金。

除了签署保密材料,国防部的承包商们还需要面临来自国防安全服务部的涉密监督。

在《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中还对承包商涉密材料的国际运输做了细致规定:所有机密材料在国际运输都必须是双方政府批准的,并且要保证机密资料能按预期转移到他国指定的政府代表处(Designate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DGR)。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误将一批不含核物质的洲际导弹引信误送到台湾,而台湾订购的却是直升机电池,这让美国国防部十分困窘且难以容忍,最后空军部长温恩和空军总参谋长被迫引咎辞职。

除硬性文件规定外,国防部还设置了国防安全服务部(DSS)来负责评估和监控在NISPOM执行过程中需要接触涉密信息的承包商。2014年9月9日,位于德州的沃斯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沃斯堡业务在年审中通过了美国国防安全服务局授予的高安全级别。在这号称拥有美国规模最大和最复杂工业设施的沃斯堡工厂,DSS需要进行为期一周的评审,包括在该设施进行的所有涉密项目。在DSS评估的近13500家承包商中,只有不到5%的承包商获得了高级别的成绩,是工业安全计划的最高等级,也是对那些全面落实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的承包商的认证。

在此次“美国误运导弹到古巴”事件中,由于这颗地狱火导弹是运到欧洲进行军事演习,因此并没有装置任何炸药,并不存在安全威胁,因而当这颗导弹在在法兰西机场转机时,很可能误被当作民用物资装上了飞机飞向了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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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布一项报告称,2014年被送往欧洲参加北约军事演习的“地狱火导弹”在运回美国的途中竟误送到古巴,这场“乌龙事件”恐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泄密事件之一。美国政府正在设法与古巴政府交涉追回此枚导弹。消息称这枚“地狱火”导弹是由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制造,并让其承运。为什么美国放心把这么重要的国防军工业务交给一家私人企业呢?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研究和平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美国军费开支从2011年的6700亿美元下降到6190亿美元,这是自1991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克林顿上台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国防部减少了用于投资、采购、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等多个项目的资金。1996年,国防部在国防领域的研究资金下降了52%,克林顿政府还通过购买民品,降低采购费用。到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约1个多百分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不断要求增加军事开支打击恐怖主义,虽然国防预算增加,军事工业增速很快。2003年,美国国防部与运输司令部为了实施了了一项国防交通协调行动(DTCI)计划,将国防部的大部分货物运输外包出去,不仅为那些民营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又能通过公平竞争给予政府最优选择。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国防预算紧缩越来越明显,甚至取消了几个主要的国防项目,包括未来作战系统(FCS)、远洋战车(EFV)等。美国国防部为了降低国防运输成本,在2014年,让Menlo国际物流公司获得了价值16亿的合同用来管理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个补给站的货物运送。

当国防部的各采办部门与承包商签订完合同后,还会在该项目设置一个里程碑决策机构(Milestone Decision Authorities),对项目的成本、进度、绩效、风险进行考察,在每个阶段设立一个里程碑决策点,在这个决策点MDA会进行阶段性评估,判断该项目是否能按计划继续下去,是否符合预算。如可行,则继续下去。如不可行,就会毫无犹豫地报告国防部中止或冻结该项目。

业务外包不是意味着政府不需要对承包商进行资格审查,相反,美国对申请成为美国国防部承包商的无论大、小的企业都要进行背景审查。美军对每份合同都会派负责人来进行跟踪调查,进行监管验收。在装备方面,美国还有一个全寿命周期管理系统(Total Life Cycle Systems Management),从装备预研、前期演示论证,开发、生产部署到维修直至退役全过程的管理。

由于负责人是单向责任机制,因此项目经理需要对每份合同认真对待,对系统监督、管理、研发、生产、等基于装备支持性能的相关活动。负责人还需要在对生命周期维持战略收购基础上,注重维持重点性能指标(如:物资供应、物资可靠性、平均故障率)等重点设备;根据部队需要的性能协议提供连续、可靠的优惠支持;根据政府行业的需要提供整个生命周期的的性能协议,确保系统设备维持在最佳水平。

在2006年美国的另一军事企业大户波音公司被控未经美国政府许可向海外出口94架装有“QRS-11”回转仪芯片的民用飞机后,除了支付15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国务院还指派了一名独立的外部官员负责在两年之内监督波音公司的飞机出口业务。

美国政府与私人军企合作历史久,私企搞技术,政府买产品。

事实上,美国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初,飞机才刚发明,洛克希德就搭上飞机制造业的便车兴盛起来。只不过当时的私人军工企业还停留在军备制造业的初级阶段,比如生产一些零部件等。二战的爆发给美国的私人军工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他们趁势而起,为武器装备行业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冷战时期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政府将除了核武器之外的常规武器、军服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承包给了私人企业。为了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政府还制定了“研究与发展计划”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用于国防领域,其中三分之二的研究资金由联邦政府出资,企业研究失败还会获得政府补助。不过也是得意与民营企业的帮助,才使美国不会像苏联举国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导致民不聊生。

正是这种紧密的联系让美国政府和私人军工企业形成了共生关系,政府需要企业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而企业需要来自政府的订购订单。

美国政府是私人军工企业的最大买方,蝇头小利恐难让私人军工企业出卖国家机密。

美国之所以敢放心地把自己的军工交给私人企业运营,不仅在于为了削减国防开支预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像洛克希德这样的私人军工企业不再作为简单的零部件分包生产商,而是成为军火制造业的龙头老大。国防部已经成为洛克希德 ·马丁这样的私人军工企业的最大买家。2010年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营收458亿美元,其中84%来自美国政府(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15%来自外国政府机构(包括武器销售),剩下的1%左右为一般商业客户。

利益上的考量使私人军工企业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美国为了防范最坏的情况出现,在对私人军工企业进行军火采购时就国防部要求承包商必须签署《国防部安全协议》之外,还要承包商遵守《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The National Industry Security Program Operating Manual,NISPOM)》。如若泄密,将会追究其刑事责任和面临高额罚款。美国国务院曾在2000年对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提起诉讼,指称该公司在1994年曾向中国透露了有助于提高导弹发射技术的机密材料,并罚款1300万美元。最后这笔款项被用于改进该公司的保密程序,以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美国国防还严控私人军事企业与他人共享技术。1998年,波音公司曾因与他人共享太空火箭领域的某些技术而被罚1000万美元。2001年,该公司又因在未得到政府出口许可的情况下转让某些技术而被迫支付400万美元罚金。

除了签署保密材料,国防部的承包商们还需要面临来自国防安全服务部的涉密监督。

在《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中还对承包商涉密材料的国际运输做了细致规定:所有机密材料在国际运输都必须是双方政府批准的,并且要保证机密资料能按预期转移到他国指定的政府代表处(Designate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DGR)。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误将一批不含核物质的洲际导弹引信误送到台湾,而台湾订购的却是直升机电池,这让美国国防部十分困窘且难以容忍,最后空军部长温恩和空军总参谋长被迫引咎辞职。

除硬性文件规定外,国防部还设置了国防安全服务部(DSS)来负责评估和监控在NISPOM执行过程中需要接触涉密信息的承包商。2014年9月9日,位于德州的沃斯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沃斯堡业务在年审中通过了美国国防安全服务局授予的高安全级别。在这号称拥有美国规模最大和最复杂工业设施的沃斯堡工厂,DSS需要进行为期一周的评审,包括在该设施进行的所有涉密项目。在DSS评估的近13500家承包商中,只有不到5%的承包商获得了高级别的成绩,是工业安全计划的最高等级,也是对那些全面落实国家工业安全计划操作手册的承包商的认证。

在此次“美国误运导弹到古巴”事件中,由于这颗地狱火导弹是运到欧洲进行军事演习,因此并没有装置任何炸药,并不存在安全威胁,因而当这颗导弹在在法兰西机场转机时,很可能误被当作民用物资装上了飞机飞向了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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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回声专题】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是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意保守秘密。”早在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医生帮助保护病患的疾病隐私的规定。这种古老的医学道德,在隐私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延伸成为患者的隐私权,得以继承下来。但患者的隐私权同样有边界。例如医生在婚前体检时发现了一方感染艾滋,提前知晓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其保密,对其配偶隐瞒病情?在中国相关法律中,对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甚至允许患者对配偶隐瞒病情,不仅增加了婚内配偶传播风险…

【回声】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回声专题】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是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意保守秘密。”早在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医生帮助保护病患的疾病隐私的规定。这种古老的医学道德,在隐私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延伸成为患者的隐私权,得以继承下来。

但患者的隐私权同样有边界。例如医生在婚前体检时发现了一方感染艾滋,提前知晓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其保密,对其配偶隐瞒病情?

在中国相关法律中,对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甚至允许患者对配偶隐瞒病情,不仅增加了婚内配偶传播风险,同时医生可以依法规避“提前告知”的责任,甚至合法地伤害他人生命健康权。

1、泄露信息是犯法,不主动告知伴侣、即使感染也不犯法,是艾滋患者隐私绝对保护条例的严重漏洞。

所谓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是指《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第2款,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具体身份信息。同时,第56条第1款对违反隐私绝对保护条款的情形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这一条例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信息泄露给患者带来的歧视伤害。此外,中国目前尚未出台防治艾滋的专门法律,只有国务院这一行政条例统管。

至于告知伴侣的义务,仅有“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一条;并且没有规定如果不及时告知,甚至感染给伴侣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因此,想要感染者主动坦白实情,避免对方婚内艾滋感染,只能寄希望于感染者的道德水平。事实上,在没有相关惩处和备用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告知”的实现几率非常低。

国际艾滋病护理服务协会(IAPAC)2013年针对“主动告知”的几率曾做过一项研究,分别从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医疗中心抽取了20例艾滋携带者做对比调查。两州关于艾滋病传播罪的法条严厉程度不同,阿拉巴马州施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规定患者在没有告知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则构成“艾滋病伤害罪”,属于B级重罪。而南卡罗来州法律中规定了七种HIV特定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告知伴侣,一旦违反可能面临2年监禁。而调查结果显示,阿拉巴马州的研究对象中选择主动告知伴侣的人数为0,南卡罗来州仅有1人。

因现实生活中对艾滋患者的歧视和道德压力依然存在,依靠艾滋患者主动告知伴侣实情的几率仍几乎为零,“主动告知”的义务条款形同虚设,为了保护配偶及伴侣的生命健康权,美国多数州推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夫妻及伴侣之间如果故意隐瞒艾滋病情且发生性行为,同样适用“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是负有刑事责任的重罪。

2、基于保护公共健康原则,“酷法”旨在保护艾滋患者伴侣的生命健康权,在实际量刑上也在不断改革。

2008年7月的一个下午,警察带走了在一家音像店里打工的Rhoades,并护送他到当地一家医院,护士抽取了他的血液样本。而在他十几英里之外的家中,当地警长正在搜查他用来缓解HIV的处方药物。后经调查,Rhoades在明知自己已感染艾滋的情况下,依然与22岁的伴侣Adam Plendl发生性行为。尽管Plendl并未感染,但法官Bradley Harris的观点是,尽管Rhoades并不像杀人抢劫的普通罪犯,但他的行为存在同样致命的危险性。根据所在爱荷华州法709章,当地法庭依然判处Rhoades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最终,Rhoades获刑25年。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司法部统计,截止2010年,联邦32个州及华盛顿特区推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各州共有67条法律条文涉及艾滋患者的再传播犯罪行为,以及应负的刑事责任。24个州及华盛顿特区法律明文规定,HIV阳性患者必须对其性伴侣公开病情。如果在没有提前告知性伴侣(包括夫妇)情况下,致使对方患病,则涉嫌性疾病传播,是负有刑事责任的重罪,罪重级别在3-6级不等。

量刑如此之重的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看似严苛,但它基于保护多数人的公共健康原则,实际上也一直在根据医疗技术的发展在改革,例如根据不同性行为的感染率量刑。而坚持施行它的法律意义,则在于惩罚故意隐瞒而伤害他人的艾滋患者,给予受害人最后的正义救济。

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精辟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没有其他目的。”尽管休谟的观点极端,但中国的现有法律框架下,医生与患者均选择逃避责任,而法律选择无视感染者伴侣的保护漏洞。

3、尽管医生有法定义务维护患者隐私,但患者隐私权屈从于他人生命健康权。

为什么医生在在明知可能传染给配偶或伴侣的情况下,不应该帮助患者继续保密?面对艾滋感染的风险,医生对病情的保密边界,同样是他人生命安全的界限,而生命健康权优于隐私权。

在隐私权至上的美国,针对医生及医疗机构的保密条例比中国严苛得多,且在庞杂的保密条款之上,依然划分了患者隐私权的界限。1996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严格限制医生、医疗机构、第三方医保机构,全力保护病人病历的所有权、使用权和隐私权。医生需要向他人公开病历时,必须通过患者本人(没有行为能力的由监护人代理)的书面授权才算合法。对医疗或第三方机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处罚也相当严厉。对明知故犯的泄露信息者,处以50000美元罚款加一年监禁;为谋取商业利润、个人利益而出卖、转交、使用或恶意伤害者,处以250000美元罚款加10年监禁。

4、尽管为病人“保密”的条款是医生重要的职业操守,但保密的前提也并非伤害他人的健康。

如此严苛的HIPAA法案,同样划分了医生“保密特权”的边界。在164.512条中,规定了多条可以不经过本人允许公开病历的特殊情形。其中包括避免严重健康危害的使用和揭露(Uses and disclosures to avert a serious threat to health or safety),例如医生在劝说艾滋患者主动告诉配偶病情无果后,为了保护配偶或伴侣的健康,有权提前告知以防范风险。

因联邦多州都有涉及艾滋防治的条款,在非保密情况上则更加细化,即规定医生有权自主决定向患者的亲密伴侣、以及可能被传染的人披露实情。之所以可以突破“保密条款”,同样是依据他们有责任有权优先保护他人的生命健康权。

1969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留学生Prosenjit Poddar为情所困,杀死了自己的女友Tatiana Tarasoff。而在他行动之前,他曾向自己的心理医生Lawrence Moore博士透露过自己的杀人计划。Moore博士也判定,Poddar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他并没有把Poddar的病情以及“杀人计划”告诉女友Tarasoff和她的家人。女友Tarasoff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无辜被杀,其父母把心理医生Moore博士告上了下级法院,结果法院拒审此案,认为Moore博士只是履行了保密义务。Tarasoff父母又提出上诉,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医生不仅对病人的隐私保护负有责任,同样在病人威胁到他人生命健康时,有义务提前告知潜在的受害者,甚至可以通知警方或采取任何合理措施。

庭审法官 Mathew O. Tobriner在当时写下的多数判决意见,成为后来影响众多案件的标本:“公共政策支持医生保护病人的疾病隐私,但在病情可能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时,保密义务屈从于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医生的保密特权必须终止。”

在艾滋病高发省份云南、广州等地,出台了一些类似“终止保密”的省级行政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在患者不主动告知的前提下,有权告知其伴侣实情。但实际上按《立法法》,省级行政条例属于下位法,必须屈从于国家级别法律及行政法规的上位法,省级行政条例赋予医疗机构的告知权,并没有绝对合法性。除了《艾滋防治条例》外,在《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等条例中均只提及,“医生应当保护病患隐私,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尤其以艾滋此类敏感疾病,更强调绝对隐私保护。而没有涉及“保密权终止”的特殊情况。

因此,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医生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病人感染信息就是非法行为,甚至包括艾滋病人的配偶,在实际诉讼中以《艾滋防治条例》中的隐私条款即可判定。而现实情况是,医疗机构往往为逃避“隐私泄露”的责任,选择隐瞒病情,甚至欺骗。万一染病,医生可以完全“合法地”规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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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回声专题】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是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意保守秘密。”早在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医生帮助保护病患的疾病隐私的规定。这种古老的医学道德,在隐私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延伸成为患者的隐私权,得以继承下来。但患者的隐私权同样有边界。例如医生在婚前体检时发现了一方感染艾滋,提前知晓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其保密,对其配偶隐瞒病情?在中国相关法律中,对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甚至允许患者对配偶隐瞒病情,不仅增加了婚内配偶传播风险…

【回声】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回声专题】婚检查出艾滋,医生为什么不该保密?

“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是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意保守秘密。”早在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医生帮助保护病患的疾病隐私的规定。这种古老的医学道德,在隐私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延伸成为患者的隐私权,得以继承下来。

但患者的隐私权同样有边界。例如医生在婚前体检时发现了一方感染艾滋,提前知晓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其保密,对其配偶隐瞒病情?

在中国相关法律中,对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甚至允许患者对配偶隐瞒病情,不仅增加了婚内配偶传播风险,同时医生可以依法规避“提前告知”的责任,甚至合法地伤害他人生命健康权。

1、泄露信息是犯法,不主动告知伴侣、即使感染也不犯法,是艾滋患者隐私绝对保护条例的严重漏洞。

所谓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是指《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第2款,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具体身份信息。同时,第56条第1款对违反隐私绝对保护条款的情形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这一条例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信息泄露给患者带来的歧视伤害。此外,中国目前尚未出台防治艾滋的专门法律,只有国务院这一行政条例统管。

至于告知伴侣的义务,仅有“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一条;并且没有规定如果不及时告知,甚至感染给伴侣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因此,想要感染者主动坦白实情,避免对方婚内艾滋感染,只能寄希望于感染者的道德水平。事实上,在没有相关惩处和备用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告知”的实现几率非常低。

国际艾滋病护理服务协会(IAPAC)2013年针对“主动告知”的几率曾做过一项研究,分别从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医疗中心抽取了20例艾滋携带者做对比调查。两州关于艾滋病传播罪的法条严厉程度不同,阿拉巴马州施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规定患者在没有告知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则构成“艾滋病伤害罪”,属于B级重罪。而南卡罗来州法律中规定了七种HIV特定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告知伴侣,一旦违反可能面临2年监禁。而调查结果显示,阿拉巴马州的研究对象中选择主动告知伴侣的人数为0,南卡罗来州仅有1人。

因现实生活中对艾滋患者的歧视和道德压力依然存在,依靠艾滋患者主动告知伴侣实情的几率仍几乎为零,“主动告知”的义务条款形同虚设,为了保护配偶及伴侣的生命健康权,美国多数州推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夫妻及伴侣之间如果故意隐瞒艾滋病情且发生性行为,同样适用“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是负有刑事责任的重罪。

2、基于保护公共健康原则,“酷法”旨在保护艾滋患者伴侣的生命健康权,在实际量刑上也在不断改革。

2008年7月的一个下午,警察带走了在一家音像店里打工的Rhoades,并护送他到当地一家医院,护士抽取了他的血液样本。而在他十几英里之外的家中,当地警长正在搜查他用来缓解HIV的处方药物。后经调查,Rhoades在明知自己已感染艾滋的情况下,依然与22岁的伴侣Adam Plendl发生性行为。尽管Plendl并未感染,但法官Bradley Harris的观点是,尽管Rhoades并不像杀人抢劫的普通罪犯,但他的行为存在同样致命的危险性。根据所在爱荷华州法709章,当地法庭依然判处Rhoades涉嫌故意传播艾滋病毒。最终,Rhoades获刑25年。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司法部统计,截止2010年,联邦32个州及华盛顿特区推行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各州共有67条法律条文涉及艾滋患者的再传播犯罪行为,以及应负的刑事责任。24个州及华盛顿特区法律明文规定,HIV阳性患者必须对其性伴侣公开病情。如果在没有提前告知性伴侣(包括夫妇)情况下,致使对方患病,则涉嫌性疾病传播,是负有刑事责任的重罪,罪重级别在3-6级不等。

量刑如此之重的艾滋病犯罪特别法(HIV-Specific Criminal Law)看似严苛,但它基于保护多数人的公共健康原则,实际上也一直在根据医疗技术的发展在改革,例如根据不同性行为的感染率量刑。而坚持施行它的法律意义,则在于惩罚故意隐瞒而伤害他人的艾滋患者,给予受害人最后的正义救济。

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精辟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没有其他目的。”尽管休谟的观点极端,但中国的现有法律框架下,医生与患者均选择逃避责任,而法律选择无视感染者伴侣的保护漏洞。

3、尽管医生有法定义务维护患者隐私,但患者隐私权屈从于他人生命健康权。

为什么医生在在明知可能传染给配偶或伴侣的情况下,不应该帮助患者继续保密?面对艾滋感染的风险,医生对病情的保密边界,同样是他人生命安全的界限,而生命健康权优于隐私权。

在隐私权至上的美国,针对医生及医疗机构的保密条例比中国严苛得多,且在庞杂的保密条款之上,依然划分了患者隐私权的界限。1996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严格限制医生、医疗机构、第三方医保机构,全力保护病人病历的所有权、使用权和隐私权。医生需要向他人公开病历时,必须通过患者本人(没有行为能力的由监护人代理)的书面授权才算合法。对医疗或第三方机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处罚也相当严厉。对明知故犯的泄露信息者,处以50000美元罚款加一年监禁;为谋取商业利润、个人利益而出卖、转交、使用或恶意伤害者,处以250000美元罚款加10年监禁。

4、尽管为病人“保密”的条款是医生重要的职业操守,但保密的前提也并非伤害他人的健康。

如此严苛的HIPAA法案,同样划分了医生“保密特权”的边界。在164.512条中,规定了多条可以不经过本人允许公开病历的特殊情形。其中包括避免严重健康危害的使用和揭露(Uses and disclosures to avert a serious threat to health or safety),例如医生在劝说艾滋患者主动告诉配偶病情无果后,为了保护配偶或伴侣的健康,有权提前告知以防范风险。

因联邦多州都有涉及艾滋防治的条款,在非保密情况上则更加细化,即规定医生有权自主决定向患者的亲密伴侣、以及可能被传染的人披露实情。之所以可以突破“保密条款”,同样是依据他们有责任有权优先保护他人的生命健康权。

1969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留学生Prosenjit Poddar为情所困,杀死了自己的女友Tatiana Tarasoff。而在他行动之前,他曾向自己的心理医生Lawrence Moore博士透露过自己的杀人计划。Moore博士也判定,Poddar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他并没有把Poddar的病情以及“杀人计划”告诉女友Tarasoff和她的家人。女友Tarasoff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无辜被杀,其父母把心理医生Moore博士告上了下级法院,结果法院拒审此案,认为Moore博士只是履行了保密义务。Tarasoff父母又提出上诉,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医生不仅对病人的隐私保护负有责任,同样在病人威胁到他人生命健康时,有义务提前告知潜在的受害者,甚至可以通知警方或采取任何合理措施。

庭审法官 Mathew O. Tobriner在当时写下的多数判决意见,成为后来影响众多案件的标本:“公共政策支持医生保护病人的疾病隐私,但在病情可能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时,保密义务屈从于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医生的保密特权必须终止。”

在艾滋病高发省份云南、广州等地,出台了一些类似“终止保密”的省级行政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在患者不主动告知的前提下,有权告知其伴侣实情。但实际上按《立法法》,省级行政条例属于下位法,必须屈从于国家级别法律及行政法规的上位法,省级行政条例赋予医疗机构的告知权,并没有绝对合法性。除了《艾滋防治条例》外,在《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等条例中均只提及,“医生应当保护病患隐私,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尤其以艾滋此类敏感疾病,更强调绝对隐私保护。而没有涉及“保密权终止”的特殊情况。

因此,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医生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病人感染信息就是非法行为,甚至包括艾滋病人的配偶,在实际诉讼中以《艾滋防治条例》中的隐私条款即可判定。而现实情况是,医疗机构往往为逃避“隐私泄露”的责任,选择隐瞒病情,甚至欺骗。万一染病,医生可以完全“合法地”规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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