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除了星战,熊孩子也能大闹白宫

【回声专题】除了星战,熊孩子也能大闹白宫导语:美国白宫可能是全世界最来者不拒、也是最擅长制造惊喜的一个国家首脑府邸。白宫的访客名单上,除了《星战》人物以外,还有熊孩子、摇滚乐团、黑客、机器人……你可能对前不久“《星球大战》人物入侵美国白宫”的新闻还有印象:2015年白宫年终记者会即将结束时,《星战》里的R2-D2机器人和帝国突击队士兵(Stormtrooper)突然到达现场,原本准备收拾走人的记者纷纷掏出相机一阵狂拍。这两个《星战》特殊访客如入无人之境,在白宫的南草坪(South Lawn)还兜了好…

【回声】除了星战,熊孩子也能大闹白宫

【回声专题】除了星战,熊孩子也能大闹白宫

导语:美国白宫可能是全世界最来者不拒、也是最擅长制造惊喜的一个国家首脑府邸。白宫的访客名单上,除了《星战》人物以外,还有熊孩子、摇滚乐团、黑客、机器人……

你可能对前不久“《星球大战》人物入侵美国白宫”的新闻还有印象:2015年白宫年终记者会即将结束时,《星战》里的R2-D2机器人和帝国突击队士兵(Stormtrooper)突然到达现场,原本准备收拾走人的记者纷纷掏出相机一阵狂拍。这两个《星战》特殊访客如入无人之境,在白宫的南草坪(South Lawn)还兜了好几圈,拿白宫发言人乔希·厄内斯特(Josh Earnest)话说,“你得承认,这还真的挺酷的。”

不过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星战》人物的来访对白宫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作为“人民之宫”,白宫的访客名单,从美国建国早期就已经无所不包。拥有200余年历史的白宫,不仅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国家首脑府邸,它可能也是定期/不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最多的一个行政府邸。

1.“人们抱怨了总统一整年,却在新年第一天和总统亲切握手”

已经消失的一个传统活动是白宫的新年招待会。从1801年到1932年,无论是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能在每年的1月1日踏进白宫的大门,和总统握手。在20世纪早期,每年1月1日都有超过6000人来到白宫门口排队。

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一张照片显示,1927年1月1日,有3303人忍受着寒冷和大风在白宫内外排队几小时,就为了和当时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握握手聊上两句。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建立的“白宫历史”组织还透露,在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曾经有饥肠辘辘的美国人,错把新年白宫门口的长队当成了领面包的队伍。这项“和总统握手”的新年招待会最终在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那里终结,部分原因可能是他患有小儿麻痹症,不方便站着迎接访客。

另外一个白宫传统文化活动幸运地延续到了今天。复活节庆祝的是基督的复活,白宫“复活节滚彩蛋”则始于1870年代(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公开滚彩蛋可能是由更早的第一夫人多莉·麦迪逊提出的)。一个版本认为愤怒的家长冲进了白宫的大门希望能让孩子在白宫草坪上滚彩蛋,另外一个版本则称当时的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担心孩子的安危,就打开了白宫的大门。不管怎样,白宫第一届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开始于1878年。

早期的滚彩蛋活动比较简陋,只包括捡彩蛋、彩蛋球、扔和接(彩蛋)、彩蛋槌球等游戏,但是滚彩蛋的活动很快引进了乐队、表演者还有美食,变得越来越眼花缭乱。1969年开始有复活节兔子,1977年有宠物动物园、1981年有古董车、百老汇演出以及巨型气球。2010年,JK·罗琳给在场的孩子读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15年,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吸引3.5万人参加。活动门票免费,但是得网上抽奖,只要家长足够幸运,就能带孩子感受这个白宫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公众文化活动。

2.每一任总统,都会试图给白宫带来一些新鲜变化

稍微考究白宫历史就能发现,这种开放、平等的文化基因从植入白宫后就再也没有消失。而且,最近几十年,每一任总统在保留传统节目时,都试图给白宫带来一些新鲜变化。2001年1月,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入主白宫,顺便也给白宫的南草坪带来了软式垒球(tee ball)运动。这项简化的休闲棒球运动旨在提高4-8岁的儿童棒球技巧,同时也非常具有娱乐性。小布什在白宫待了8年,软式垒球也持续了8个赛季,比赛的队伍都是由“棒球小联盟协会”挑选。作为德克萨斯流浪者棒球队的前老板,棒球迷小布什一共主持了其中的20场比赛。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更是把白宫的开放做到了极致。从2010年开始,白宫每年都会在春天举办青少年科学展览会(Science Fair),来自美国各州的学生有机会在白宫内外“摆摊”,展示自己的发明设计。例如在2013年,美国40个州各学科竞赛的100名优胜者组成了45个不同的小组,项目涉及癌症治疗、电动汽车设计、防止街道被海水侵蚀,许多项目还获过其他奖项,绝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小玩意。

在白宫里射击可能会立即招致逮捕,但2012年的科学展览会,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14岁少年乔伊·哈迪(Joey Hudy)用一台顶级棉花糖大炮朝白宫内射击食物,奥巴马在展示全程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而在2014年科学展览会,一群戴着红色披肩的小学女超人得到奥巴马的青睐。其中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年仅6岁小女孩,展示了她们用乐高积木设计的、旨在帮助残疾人的翻页机器人。女超人们十分认真地告诉科学迷奥巴马,“这只是一个雏形。”

从2013年开始,白宫又不可思议地举办了两届黑客马拉松(Hackathon)。2013年2月,白宫邀请了21个程序员和技术专家,与白宫自己的7名开发成员一起为著名的白宫请愿网站“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利用新的API接口打造新工具。双方花了9个小时,聚在一块解决问题、分享想法和代码,最终有16人完成了他们的项目。白宫这边的程序员道格拉斯·贝克(Douglas Back)为请愿系统引入了一个可嵌入的热度计,它会显示你的请愿还需要多少签名才能被白宫回应;而民间的程序员凯瑟琳·德伊尼亚奇奥(Catherine D’Ignazio)则为请愿系统开发了一个地图,显示这些请愿的签名都来自哪。

3.拥有开放平等的氛围,白宫自然对制造“《星战》人物空降白宫”这种惊喜十分拿手

无论是科技、体育、音乐、电影还是艺术,白宫的每一任总统表面上是在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文化活动做调整,但内核其实都是在传承早期总统留下的精神遗产。奥巴马的白宫确实对新事物来者不拒,2015年7月,白宫纪念残疾人法(Disabilities Act)25周年,奥巴马用一台远程呈现(telepresence)机器人,和残疾人可见性计划(Disability Visibility Project)创始人进行交谈,这是远程呈现机器人第一次造访白宫。

但是乔治·W·布什也没输到哪里去,2003年,小布什让国家公园管理局给白宫安上了太阳能电池板,而早在1980年代,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就有过类似尝试;更别说,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在1962年第一次利用CBS的电视直播,带领5600万观众参观了白宫;如果追溯到更早,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还曾在1911年邀请美国飞行先驱哈里·阿特伍德(Harry Atwood)来白宫的南草坪展示他的双翼飞机。阿特伍德甚至邀请塔夫脱乘坐飞机,只是被塔夫脱委婉地拒绝了。

2014年3月,奥斯卡颁奖典礼前两天,奥巴马夫妇举办了首届白宫“学生电影节”。白宫在短短2个月共收到2500多部中小学生提交的“科技”主题短片,最终由美国电影协会选出16部来参加电影节。而在1960年代,肯尼迪夫妇尤其是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在音乐领域一点也没落下风。1961年8月,在杰奎琳·肯尼迪的努力下,白宫的南草坪举办了首届“年轻人演,年轻人来听”音乐会,为美国布雷瓦德音乐中心(Brevard Music Center)的默默无闻的年轻音乐家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尽管略显生硬,《星战》人物的“空降”依然证明白宫非常擅长“制造惊喜”。这种惊喜,就是2015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当着镜头撕碎“白宫不准拍照”规定的惊喜,也是2013年米歇尔·奥巴马“突然袭击”来参观白宫的普通民众时的惊喜。2001年1月比尔·克林顿即将卸任时,克林顿最喜欢的摇滚乐团Fleetwood Mac突然来访,还表演了8年前竞选时的路演歌曲《不要停止》,克林顿可能和2015年10月歌手亚瑟小子(Usher)在白宫被奥巴马夫妇突然庆生一样感到欣喜若狂。

拥有开放平等氛围的美国白宫,没有什么不能发生。在2016年,白宫仍然会持续地在Youtube上更新白宫周报(West Wing Week)短片(讲述白宫一周举行了哪些活动),白宫摄影师@petesouza仍然会在Instagram上发布诸如“万圣节铅笔插头恐怖妆”的白宫生活照,过着正常人生活的白宫显然也还会贡献更多的惊喜,这也是许多国家的行政府邸在未来几十年内都遥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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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二孩生育意愿:山东四川最强 东三省不积极

二孩生育意愿:山东四川最强 东三省不积极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也就意味着,2016年元旦后生育的二孩,都是合法的。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有媒体报道该政策遇冷,国人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事实上,全国大部分省份均在2014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至今该政策已实施将近两年,各地生育二孩的意愿如何?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全国各地在申请二孩数量上冷热不均。
截至2015年10月30日,全国申请“单独二孩”共计184….

【数读】二孩生育意愿:山东四川最强 东三省不积极

二孩生育意愿:山东四川最强 东三省不积极

二孩生育意愿:山东四川最强 东三省不积极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也就意味着,2016年元旦后生育的二孩,都是合法的。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有媒体报道该政策遇冷,国人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事实上,全国大部分省份均在2014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至今该政策已实施将近两年,各地生育二孩的意愿如何?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全国各地在申请二孩数量上冷热不均。

截至2015年10月30日,全国申请“单独二孩”共计184.742万例。其中山东的生育二孩意愿最强烈,平均每月有2万多家庭申请生育二孩。排名紧随其后的四川、广东等地月申请数量也不及山东的一半。

从人口密度上看,北京、天津、上海的人口密度最高,均达到每平方公里上千人,上海甚至接近每平方公里3000人,虽然人口众多,但大城市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而狭小,这3个直辖市的二孩生育意愿非常低,每月仅有不到2000例获批。

东三省近年来一直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多年人口净流出以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北三省日益失去活力,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黑龙江生育率为0.751,吉林的生育率为0.76,辽宁的生育率为0.741,均远低于能够保证世代更替的2.1的最低生育率。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二孩的生育意愿自然不高,东三省中申请数最多的辽宁每月也只有1779例申请,平均每省每月二孩生育申请数量不到1100例。

再从申请二孩的趋势上分析,绝大部分省份2015年上半年与2014年下半年的申请数相除,比例不足100%,也就意味着2015年上半年的申请数更少,仅有几个省份例外。但是申请数增长的几个省份如天津、青海,本身的二孩申请规模也不大。而山东、广东、江苏这些二孩申请数量较多的省份,在2015年上半年申请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2015年上半年山东的二孩申请规模甚至不及2014年下半年的一半。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鸿雁曾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论文,研究“单独二孩”的政策实施效果。他在文章中提到,通常政策滞后影响的高峰期会在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如果2016年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妇未提出申请,以后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可能性很低。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后,或许又将迎来申请数量的小高峰,但能否放慢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步伐,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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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反家暴法出台,但依旧难以反家暴

【回声】反家暴法出台,但依旧难以反家暴摘要: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既无可实践的根基,又无可具体操作的程序,不免让人觉得是一纸空文,恐难对反家暴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27日,中国首部反家暴法正式通过,并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该法将于明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家事”立“国法”,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家庭暴力案件将会减少?反家暴法能否改变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的观念?在60~70年代的,美国警方也认为家暴是属于家庭内部事务,不应过多进行干涉。伴随着70年代后期美…

【回声】反家暴法出台,但依旧难以反家暴

【回声】反家暴法出台,但依旧难以反家暴

摘要: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既无可实践的根基,又无可具体操作的程序,不免让人觉得是一纸空文,恐难对反家暴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27日,中国首部反家暴法正式通过,并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该法将于明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家事”立“国法”,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家庭暴力案件将会减少?反家暴法能否改变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的观念?

在60~70年代的,美国警方也认为家暴是属于家庭内部事务,不应过多进行干涉。伴随着70年代后期美国受虐妇女权益协会等呼吁警方对家庭施暴者采取更严厉的措施,1984年特雷西·瑟曼起诉托林顿市一案成为美国反家暴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家住康涅狄格州托林顿市的特雷西多次向警方报警称她经常遭到丈夫巴克·瑟曼的辱骂殴打。无论她在电话中说情况是多么的严重,警方还是没有理会她。她试图对她丈夫提起诉讼,但法庭官员忽视了她。

后来法院给特雷西颁布了保护令,但巴克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特雷西进行人身攻击。出于警方无权干涉家庭事务的考虑,警方并未对巴克采取任何行动。直到最后一次巴克对特雷西的胸部,颈部,肩部和面部捅了十三刀,警方这才拘留了巴克。

幸运的是,在经过七个月的治疗之后,特雷西并无大碍。之后,她对托林顿市提起诉讼。特雷西称:“按照保护令原则,托林顿警方未能提供受虐待的妻子和孩子同样的保护,从而导致了袭击案件的发生,并声称她被剥夺了平等的法律保护。”

法院经过最终判定赔偿给特雷西·瑟曼230万美元,不久之后,康涅狄格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更加全面的反家庭暴力法,要求逮捕施暴配偶。在新法实施后的12个月内,康州家暴人数袭击报告增加了92%,逮捕了超过23830个人,比之前的12400人增长了近一倍。

明尼阿波利斯实验证明是强制逮捕是反家暴最有效的手段,强制逮捕写入各州法律。

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市的一项反家暴实验也为强制逮捕反家暴提供了注脚。1984年,实验犯罪学家、剑桥大学教授Lawrence W. Sherman联合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发布报告称,他们选取了1981—1982一年内300多个家庭暴力的案件,在随后的六个月期间对这些家暴案件进行跟踪记录。当警方接到求救电话时,他们会选择三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家暴案件:送走施虐者八个小时,调解纠纷,实施逮捕。

最后,明尼阿波利斯家庭暴力实验显示出“逮捕家暴施虐者”比“送走”或是“调解纠纷”重新犯罪的机率要低得多。这项研究立马就受到了美国国内极大的关注,纽约市警察局很快就把逮捕家暴成员能有效保护其它家庭成员写入新的反家暴法中。休斯顿和达拉斯的警察局也随后跟进。根据Domestic Violence: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一书的资料显示,一年之内,使用强制逮捕的警察部门从31%上升到46%。

在其后的八年中,共有15个州、一个特区颁布新的家暴法律,并将强制逮捕纳入其中。到2005年,共有23个州和一个特区已经将强制逮捕写入各州法律之中。虽然目前为止美国各地执法机构尚未有统一应对家庭暴力的程序,但强制逮捕无疑有威慑作用,它会让那些加害者意识到家暴是犯罪,而不是简单的家庭事务。

这一实验也影响了其它国家的法律制定,新西兰通过了当面对家庭暴力,警方有权强制逮捕的法律。

《中国反家庭暴力法》没有规定警察的强制逮捕权利,人身保护令难奏效。

此次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亦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写入法律,不过从现实实践来看,依旧难以操作。早在2010年,江苏省公安厅和省妇联就出台了《江苏省关于依法处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人身保护令”:只要家暴受害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法院即会在收到当事人申请后48小时内进行审查。一旦审查确认,法院将向家暴双方发出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可是截止2011年底,江苏省仅发出10多个“人身保护令”。

即使针对人生保护令下也无法对加害人进行强制逮捕,中国警察的执行力弱常常被人诟病。本着“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的原则,中国警察对家庭暴力多是劝解,除非受害人向法院提请诉讼,否则警察无权逮捕加害者。美国法律赋予警方强制性逮捕的权力:“警方在其有正当理由认定某人显而易见实施家庭暴力时,即使不是现行犯,亦得逮捕即无令状逮捕。”

并且如果美国警察在对加害人进行逮捕后证明确有施虐行为,那就必须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将会面对高额罚款和牢狱之灾。

虐待罪应与故意伤害罪一样,亲情不该成为家暴的保护伞。美国将家暴看作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特雷西案胜诉的关键在于警方违反了平等保护法。

但是中国《刑法》的规定却是对家暴情节严重者是以虐待罪判处,虐待罪最高刑期为7年。虐待罪的核心只针对同住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反观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009年,年仅26岁的北京女孩董珊珊被其丈夫殴打致死,期间八次报警(其中四次是自己报警),都被警方以“不好管,现在还是夫妻。”等为由拒绝了她及她家人的报警。最后,她难逃厄运,而他的丈夫只被判了六年零六个月,仅仅因为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所以对于家暴的量刑还没有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故意伤害罪重。

另外,董珊珊的家人也无法像特雷西一样对公权力进行诉讼赔偿。在特雷西一案中,联邦法院认为:“这些官员的不作为是对平等法律保护的否定。”美国警方不能说他们不干涉家庭纠纷是为了促进和谐,研究证明,警方不采取行动是在支持暴力继续。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州不得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该条款禁止各州对人群划分等级。如果一个女人能证明警察部门基于性别原因拒绝逮捕虐待她的人,那么她可以声称,这种行为是基于性别偏见,违反了平等保护法。

美国反家暴的基本原则是从最基本的人权出发,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为保障,讲究个人权利,层层推进,制定了相对完善的监督、起诉、惩治的反家暴程序。相反,横空出世的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却在保护对象上处处设限,适用于家庭暴力的成员范围狭窄,同性恋不在其保护范围内。虽然反家暴法附则规定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但没有明确定义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是哪些,究竟是监护关系、寄养关系还是同居关系等,不免给执法者带来了法律上的困扰。《反家庭暴力法》既无可实践的根基,又无可具体操作的程序,不免让人觉得是一纸空文,恐难对反家暴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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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代孕例外

【回声】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代孕例外摘要:仅凭卫生部一部不具操作性的部门规章一棍子打死代孕,完全不能解决多元的生育需求和代孕引起的社会问题。21日,《计生法修改草案》增加条款“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是首次试图把“禁止代孕”写入法律。4天之后,《草案》又将“禁止代孕”相关的条款拟删除,《计生法》不规范、不禁止,是否意味着“法不禁止即自由”?实际上,除香港允许非商业代孕之外,中国其他地区按相关法规,任何代孕方式都是非法的,代孕一词又重新回到了灰色地带。而究其根本,代孕是对不孕不育夫妻其生育权的最后一…

【回声】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代孕例外

【回声】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代孕例外

摘要:仅凭卫生部一部不具操作性的部门规章一棍子打死代孕,完全不能解决多元的生育需求和代孕引起的社会问题。

21日,《计生法修改草案》增加条款“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是首次试图把“禁止代孕”写入法律。4天之后,《草案》又将“禁止代孕”相关的条款拟删除,《计生法》不规范、不禁止,是否意味着“法不禁止即自由”?

实际上,除香港允许非商业代孕之外,中国其他地区按相关法规,任何代孕方式都是非法的,代孕一词又重新回到了灰色地带。而究其根本,代孕是对不孕不育夫妻其生育权的最后一道救济。

代孕非法否定的是自由选择生育方式的生育权。

William Stern是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父母唯一的孩子,特别渴望有一个亲生的孩子,而妻子Elizabeth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怀孕风险太大。在纽约不孕症中心(Infertility Center Of New York,ICNY)的安排下,WilliamStern夫妇与代孕妈妈Mary Beth达成代孕协议,Stern夫妇的受精卵通过人工受精植入Beth的子宫,孩子出生后由Stern夫妇抚养,同时支付Beth一万美元的酬金,终止 Mary Beth 的生母权利。

1986年3月27日Beth产下一名女婴,取名为Melissa,后来被人们叫做“Baby-M”。数日后,Beth发现自己无法割舍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带着Baby-M逃往了佛罗里达州。William Stern夫妇以Beth违反代孕协议,向当地法院提起讼诉请求。新泽西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尽管判定代孕协议无效,但认可代孕生产的方式是合法的。

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法院法官Harvey Sorkow在审理Baby-M案时提出:“如果一个人有权以性行为方式生育,那么他就有权以人工方式生育,而且这种生育方式也应受到保护,本法庭认为这种受保护的生育方式可以扩展到用代孕生孩子。”

将代孕作为人的生育权的自由选择,是基于人类生殖辅助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iques,ART)的自然延伸,承认了代孕不可否认的现实基础和合法化的空间。

中国有广泛的代孕需求,不能诉诸合法途径,只能转为高风险的地下代孕交易。

而在人口红利回落、独生失度风险增加的今天,中国合法代孕的现实需求同样不可否认。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的问题,不孕不育率已经达到 12.5%之至 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而治疗失败的约占66%。因此,对那些即使通过人工授精也不宜自己怀孕的特定人群来说,他们的有权选择生育方式,合法代孕的途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需要。

而在中国大陆地区,任何方式的代孕都是非法的,直接否定了寻求代孕者的生育权。

中国大陆地区涉及“代孕”的规定,只有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这一部门规章,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在没有针对代孕的独立法律出台之前,卫生部的部门规章在几乎所有代孕案件中等同法律条款的效力。

卫生部一部法规将代孕置于完全不合法的地位,则让根植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借腹生子”,促生了一个日益繁荣的地下代孕市场——委托非医疗机构和非医务人员的代孕交易。2014年《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揭开了中国地下代孕市场的冰山一角。

《纽约时报》接触的六家湖北武汉的代孕中心,都出现代孕妈妈“供不应求”的现象。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而像这样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中国约有1000家。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同时代孕妈妈们还要承担相应的健康风险,为了保证受孕,需要在短时间内注射大剂量黄体酮孕激素,可能会引发血栓等健康问题。此外,如果客户提出“只要男孩”的要求,怀了女孩的代孕妈妈只有打胎。甚至有部分代孕机构提供性行为直接受孕的方式,这在大多数代孕合法的欧美国家也是非法行为。

地下代孕交易双方的利益无法保障,代孕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不仅是代孕妈妈的权益,委托方共同签署的“代孕协议”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内,都没有法律效力,双方权益都无法保障。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厦门蔡某的孩子因车祸不幸死亡后,求子心切的蔡某通过代孕中心找到了小翟为其代孕生子。第二年3月,生下了女儿后,爱女心切的小翟拒绝将孩子交给蔡某夫妇抚养,蔡某一怒之下断了女儿的奶粉钱。小翟于是将蔡某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费”。蔡某则一直“咬定”自己与小翟之间存在代孕协议,按协议有权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思明区法院最终将非婚生女儿判给代孕妈妈小翟抚养,由蔡某仅支付部分抚养费。至于蔡某提及的“代孕协议”,思明区法院法官俞伟强认为,双方签订的所谓代孕合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代孕协议其实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给代孕妈妈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是孩子出生之后抚养权该归谁,但都不属于中国合同法所调整的范围。中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的合同是指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但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而代孕协议的核心在于明确委托夫妻与代孕妈妈之间关于代孕子女的亲权问题,即身份关系,虽也发生财产补偿问题,却是基于代孕行为的身份关系而发生的。因此,代孕协议与中国《合同法》所指合同在内涵上并不相同,法院往往只能判处代孕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的条款无效。

因此,在代孕非法的前提下,代孕协议不具备法律执行效力,无法依协议给予代孕妈妈经济补偿,无法明确委托方的抚养权,根本无法保障协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在孩子抚养权的归属问题上,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倾向于判给代孕妈妈。

因在中国《婚姻法》中并没有对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认定的明确规定,通常依据的是医院的出生证明,因此“分娩即生母”,即不管孩子的基因是否遗传自代孕妈妈,代孕者是法律意义上的生母,依法享有对小孩的抚养权。

代孕非法前提下,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多只能判给代孕妈妈,而非考虑孩子的最大利益。

在其他暗含复杂亲属关系的代孕方式中,抚养权直接归代孕妈妈同样有争议。例如捐胚型代孕,顾名思义“代孕妈妈”使用的受精卵一半或全部来自于匿名捐赠。

就在2015年11月16日,上海市一中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因匿名捐赠代孕引发的抚养权案件。陈莺丈夫去世后,公婆罗荣耕、谢娟如意外发现一对孙儿竟然是非法代孕生来的,为防止儿子财产旁落,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将儿媳陈莺告上法庭。而当时捐赠孕育婴儿胚胎卵子的和代孕妈妈也不是同一个人。代孕妈妈、陈莺与孩子都没有基因遗传关系,捐赠卵子的基因母亲是谁又无从查起。

法官在认定陈莺夫妇非法代孕后,另一当事人陈莺丈夫已经去世,一审判决将孩子判给了有血缘关系的罗荣耕夫妇。事实上,罗氏夫妇均已八十岁高龄,年龄和身体条件都不适合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而且他们与孩子没有很深的感情,也没有强烈的抚养孩子的愿望。甚至提出要把孩子交给远在美国的姑姑抚养,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又如部分代孕,像Baby-M的产生一样,委托双方各提供受精卵的一半,最终中国法律上认定的父母,是委托方的丈夫和代孕妈妈,两人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孩子就属于“非婚生子女”。代孕非法的前提下,无法判给生父或委托方。此时如果把孩子判给代孕妈妈,在割裂与父亲的亲权关系的同时,大多数单身和经济状况较差的代孕妈妈,根本无法承担“非婚生子女”带来的高额社会抚养费。据新闻报道,北京市刘菲因婚外生育被认定为违法生育,当地计生委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按照2011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倍,对刘菲下达了征收33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的通知,独自抚养孩子的刘菲无力支付,一度想过去卖肾,却因年龄太大而被拒绝。

多种代孕方式中,要判定孩子的抚养权,在中国非法代孕的框架下,只能按“分娩即生母”,完全的一刀切地把抚养权判给代孕妈妈,只能落入非婚生子女的“陷阱”。

而在代孕合法的环境下,新泽西最高法院最终把Baby-M的监护权判给William Stern夫妇,正是考虑Stern夫妇的经济条件更好,更有利于孩子抚养和成长。但同时认定代孕妈妈Beth为生母,保留了她的探望权。正如波纳斯所分析的:“代孕生育的孩子交由委托方父母抚养,与残忍隔断亲生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一个女性做母亲的权利不会因为代孕而被剥夺,而是为了另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成为母亲。”

更无奈的是,中国的《婚姻法》对探望权有严格的限制,探望权只存在与不能跟子女生活的离异一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代孕妈妈与孩子的父亲之间并没有婚姻及离异关系,一旦孩子判给委托夫妻,连合法的探望权都将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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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IS版图缩水:美国出力大,库尔德人成最大赢家

IS版图缩水:美国出力大,库尔德人成最大赢家

12月21日,美国信息服务公司旗下简氏信息集团发文称,2015年1月到12月14号之间,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的领地减少了1.28万平方公里,总计缩水14%。
2014年8月8日起,美国在伊拉克展开以空袭为主的军事行动,随后又于9月23日开始在叙利亚打击IS,并组成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约旦、荷兰、英国、巴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
今年以来,反IS联盟的空袭力度明显…

【数读】IS版图缩水:美国出力大,库尔德人成最大赢家

IS版图缩水:美国出力大,库尔德人成最大赢家

IS版图缩水:美国出力大,库尔德人成最大赢家

12月21日,美国信息服务公司旗下简氏信息集团发文称,2015年1月到12月14号之间,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的领地减少了1.28万平方公里,总计缩水14%。

2014年8月8日起,美国在伊拉克展开以空袭为主的军事行动,随后又于9月23日开始在叙利亚打击IS,并组成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约旦、荷兰、英国、巴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

今年以来,反IS联盟的空袭力度明显加大。仅2015年7月,联盟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空袭889次。截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15年12月22日下午3时59分,这些国家共计针对IS发起9041次空袭,其中伊拉克5959次,叙利亚3082次。不过,美国明显出力最多,空袭次数占反IS联盟的3/4以上。

IS版图缩水:美国出力大,库尔德人成最大赢家

美国空袭的主要目标在于打击IS和支持库尔德武装。譬如,美国领导的联军进行密集空袭,支持库尔德民兵夺回战略城市科巴尼。今年11月,库尔德武装在反IS联盟的空中支援下,收复了位于交通要道的伊拉克北部城镇辛佳尔。

据简氏信息集团的分析,IS今年失去了叙利亚北部的大块土地,包括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重镇泰勒艾卜耶德,这使得IS的财政明显吃紧。其他损失包括伊拉克北部城市提克里特、拜伊吉炼油厂,以及一条在拉卡与摩苏尔这两座IS控制的最大城市之间运输货物和战斗人员的高速公路。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地盘今年猛增186%,几乎扩大了两倍。他们不仅几乎控制了所有叙利亚传统的库尔德区域,也是“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武装的主力。这支武装正被扶持为2016年美国反IS地面战役的首要力量。

此外,尽管今年9月起俄罗斯的军事干预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了部分领地,阿萨德政权依然成了最大的输家,丧失的领土面积达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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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开发太空,还是得靠美国企业

【回声专题】开发太空,还是得靠美国企业摘要:21世纪的太空竞赛,由私企领衔。有利可图、政府支持和商人的兴趣,让美国企业在新世纪的太空“奥德赛”中遥遥领先。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基地系列第一部《基地》第四个故事的开篇写道:“他们的德行不能算高尚,但是个个胆识过人……他们利用这些资源所建立的‘帝国’远比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四王国还要巩固……”“他们”指的是靠星际贸易发迹的商人。在这个故事里,位于银河边陲的基地得益于先进科技,成为银河系一支强大的力量,在与其他星系发展贸易的过程中,涌现出行商阶级,渐渐壮大…

【回声】开发太空,还是得靠美国企业

【回声专题】开发太空,还是得靠美国企业

摘要:21世纪的太空竞赛,由私企领衔。有利可图、政府支持和商人的兴趣,让美国企业在新世纪的太空“奥德赛”中遥遥领先。

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基地系列第一部《基地》第四个故事的开篇写道:“他们的德行不能算高尚,但是个个胆识过人……他们利用这些资源所建立的‘帝国’远比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四王国还要巩固……”

“他们”指的是靠星际贸易发迹的商人。在这个故事里,位于银河边陲的基地得益于先进科技,成为银河系一支强大的力量,在与其他星系发展贸易的过程中,涌现出行商阶级,渐渐壮大,他们利用贸易不战而屈人之兵,几乎取代政治人物,成为实质上的外交家,在基地内部也大有凌驾政府之势,最终一位叫侯伯·马洛的行商长成为基地的领导人。

现实中,或许商人没有只手遮天的能力,但商人成为星际远航的主力并非无稽之谈。21世纪的太空竞赛,由私企领衔,尤其是航天大国美国的企业。

从到制造航天飞船到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SpaceX、联合发射联盟、蓝色起源、轨道科学公司、波音等公司群雄逐鹿。

北京时间2015年12月22日,弗罗里达州卡纳特维尔角空军基地,SpaceX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成功将11枚商业卫星送上低地球轨道。重点是,一级助推火箭在坠落时,利用自身的推进器稳定减速,完美落在发射基地的着陆区。

“猎鹰九号”从2013年9月开始测试发射,前七次都以失败告终,第八次,也就是最近一次,成功发射并回收。这次回收是“SpaceX可重复使用发射系统发展项目的“的一部分。“猎鹰九号”是“联合发射联盟”的“三角洲四号”和“擎天神五号”运载火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今年11月份,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商业公司“蓝色起源”也成功发射并回收了“新谢泼德”号火箭。但不论从高度、速度、重量来看,与“猎鹰九号”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蓝色起源”成功回收火箭后,马斯克向贝索斯表达了祝贺,但他表示,“不应该搞混‘太空’和‘轨道’”,亚轨道火箭回收并不稀奇,SpaceX旗下的“蚱蜢”火箭已经成功回收6次。再往前推,维珍银河的“太空船一号”早在2004年即成功测试了可回收的亚轨道火箭。所以,”猎鹰九号”的意义远比“新谢泼德”重要。

SpaceX的“猎鹰九号”如果能够大规模使用,将大大减少火箭发射的费用。根据SpaceX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费用将只需要6000万美元的火箭和20到30万美元的燃料。而目前,其竞争对手“联合发射联盟”发射一次火箭则需要2.25亿美元。在此之前,火箭发射后,即使没有完全坠毁,也基本成了毫无用处的垃圾。假以时日,如果火箭能像飞机一样重复频繁使用,那么太空探索的费用将极大降低,其前景不可限量。

事实上,“联合发射联盟”也在研制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伏尔甘号(Vulcan)。伏尔甘号不像SpaceX的“猎鹰九号”直接落回发射坪,但是用直升机在半空中拦截一级火箭最昂贵的部分和主引擎。而这个主引擎正是由“蓝色起源”制造。

不仅在火箭制造领域。在其他大型航空商业领域,也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航天飞机是其中的重要战场。2006年,NASA宣布美国的航天飞机项目将在2011年退休,波音公司的“星航舰号”和SpaceX的“飞龙号”将成为美国官方使用的载人航天飞船。

2012年,“飞龙号”成为第一个为国际空间站运输货物的商业化航天飞船,目前SpaceX正在研制载人功能,预计将在2017年测试其第一个载人航天飞船。波音也和毕格罗航宇公司一起开发“星航舰号”航天飞船,已经实施了多轮地面测试,2012年,波音公司进行了1万4000英尺高空的坠落测试,分析“星航舰”号的降落伞和气囊着陆系统,2016年将进行第一次测试飞行,如果顺利,也将在2017年开始执行载人任务。航天飞船领域不止有SpaceX和波音,还有美国的轨道科学公司研制的无人驾驶补给飞船“天鹅座号”等,都在私人航空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的火箭发射、航天飞船领域竞争激烈,一些新兴领域也引人关注。2007年,Google宣布了Lunar XPRIZE大奖,规定如果有团队能开发出成功登录月球表面的机器人,行驶至少500米,同时向地球传回图片,冠军有2000万美元奖金,亚军500万奖金,此外还有4百万的技术奖励和100万的多样化奖金。目前有16个团队参与角逐。

太空商业繁荣,是因为有利可图。不仅仅是现时的利益,太空旅游业、太空采矿等产业都有望在未来成为香饽饽。

私企进军太空,首要原因是利益。太空商业渐渐成了香饽饽。SpaceX官方已经宣称开始盈利,但并未透露具体数额。从公开的订单和投资来看,SpaceX未来的收入可观:SpaceX运送美国宇航员和物资供给的合同价值42亿美元。今年1月份,Google和富达投资公司给SpaceX投资了10亿美元,获得了SpaceX的10%股份,价值100亿美元。此外,还有多家投资公司参与投资。

不仅是现时的利益,长远来看,太空行业是一块大蛋糕。比如太空采矿。伦敦大学的教授伊恩·克劳福德说,一颗直径200米的金属小行星,价值可高达现在的300亿美元。而行星资源公司的Chris Lewicki表示,一颗直径500米的富铂小行星的含铂量可能和人类历史上开采过的铂一样多。

再譬如太空旅游业。2001年,美国商人丹尼斯·提托成为第一个飞入国际空间站的个人,为此他付了2000万美元。他是第一位“太空游客”。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又有6名太空游客飞向国际空间站。太空探险公司兜售的飞往国际空间站的太空旅行一次费用在2000万至4000万美元之间。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等企业也都在致力于开发太空旅游线路。如果SpaceX和“蓝色起源”的可重复使用火箭能够量产,太空旅游的费用也将随之降低,成为新世纪旅游业的新亮点也未可知。

美国深厚的资本主义土壤和商人自身的兴趣也让美国在太空商业中先人一步。

尽管有官办的NASA,但美国存在深厚的资本主义土壤,政府一直鼓励私企进入太空行业。1984 年,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商业太空发射法案》,允许私人发射火箭。同一年, NASA 修订其宪章《政策与宗旨》,增添了一项:国会称美国的总体福祉要求NASA尽最大可能寻找和鼓励最大化太空商用。1990年,另一项法律规定,NASA需向私企付钱发送其设备,一大批私人的发射服务供应商应运而生,“联合发射联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94年,NASA推出了“技术转移项目”,拿出每年预算的20%,资助商业伙伴研发新技术。2015年11月,国会通过《美国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允许私企探索外太空,并对带回来的太空物质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企业在太空领域如虎添翼。

不可否认的是,商人自身的兴趣也是投身太空商业的一大因素。马斯克被《卫报》称作“没有胡子的托尼·史塔克”,他从小深受阿西莫夫“基地系列”和道格拉斯·亚当斯《银河系漫游指南》等科幻作品的影响,对太空充满兴趣,而他建立SpaceX的初衷更是为了征服火星。在”猎鹰九号”火箭发射并回收成功后,马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对在火星上建立城市的信心。这就是全部意义之所在。”而贝索斯也有类似的宏愿,他希望有一天“人类可以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

美国企业家对太空充满热情可谓自古有之。19世纪,囿于当时的技术,太空探索主要是建设天文台,这些天文台的造价十分昂贵,按照如今的价格,几亿到十几亿美元相当常见。比如1831年,北卡莱罗纳大学天文台花了6430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8900万美元。1928年建立的巴洛马尔山天文台,相当于2008年的9.7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私人资助的。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赚钱——此时探索太空显然是个无利可图的买卖,几乎都是纯粹出于兴趣和慈善。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等资本大鳄都曾斥巨资扶助太空探索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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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花了300年,英国关了所有煤矿

【回声专题:】花了300年,英国关了所有煤矿摘要:事实上,早在六十多年前,英国政府就已经着手一步步改造煤炭工业,关闭低效能矿井。而这最后一座煤矿关闭,只不过是自由市场对英国煤矿产业作出的最后一击。18日,有媒体报道英国最后一个深井煤矿kellingley正式关闭,意味着过去三百年作为英国工业命脉的煤炭产业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它被悲情地打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样,曾经年产一亿吨的英国Maltby矿井也在2013年关闭了自己产业。其实,在过去六十年间里,英国的煤炭产业已经在逐渐衰退,并且不断缩减了开采矿…

【回声】花了300年,英国关了所有煤矿

【回声专题:】花了300年,英国关了所有煤矿

摘要:事实上,早在六十多年前,英国政府就已经着手一步步改造煤炭工业,关闭低效能矿井。而这最后一座煤矿关闭,只不过是自由市场对英国煤矿产业作出的最后一击。

18日,有媒体报道英国最后一个深井煤矿kellingley正式关闭,意味着过去三百年作为英国工业命脉的煤炭产业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它被悲情地打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样,曾经年产一亿吨的英国Maltby矿井也在2013年关闭了自己产业。其实,在过去六十年间里,英国的煤炭产业已经在逐渐衰退,并且不断缩减了开采矿井数量。

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因电力技术和石油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然而在它对岸的英国仍然耽溺在蒸汽时代的旧技术里,没有意识到新型油燃料的重要性。虽然此时它凭借煤矿产业仍牢牢占据着世界霸主的地位,但已呈现颓唐之姿。

一心谋发展,政府保护私人煤炭企业,矿工为争取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希望煤炭国有化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战的爆发给英国煤矿业带来了沉重影响。当时的英国虽然煤炭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是工业技术低,采煤业仍然使用铁镐和铁锹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再加上英国有3289个矿井,分属1589个企业,众多小煤矿企业的存在使新技术难以推行,人力仍是主要生产力。

经营分散、生产技术落后、战争等,导致英国煤炭业越来越不景气,企业的利润空间降低,这促使许多矿主不得不关闭一些效益低下的煤矿。矿主们还提出降低工资10%、延长工作日一小时、拒绝固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这引起矿工们的强烈不满,并在1926年发生了百万工人大罢工。他们认为只有国家介入到煤炭领域中,工人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战后经济需要煤炭国有化,英国煤炭经济曾出现短暂春天。但日渐加深的空气污染,国内消耗量下降,生产量减少

二战结束后,英国工人呼吁煤炭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大。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认为“煤炭工业明显地应当社会主义化, 因为在私人管理下, 它既不能给消费者提供公道的廉价的煤, 也不能维持矿工的工作和付给它雇佣的人适当的工资。”

1947年,英国政府对煤炭行业实施国有化,成立国家煤矿管理总局,将1000多个私营煤矿企业收归管理总局管辖,确保以适当的价格提供煤炭。在英国煤炭国有化初期煤炭产业的确得到了发展,再加上战后西欧各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状态,对能源需求大,这一时期英国煤炭业再次进入黄金时期。政府开始改建、新建、共建矿井工程,致使英国的矿井规模甚至超过了1947年的历年水平。在1947年~1956年十年期间,共改建矿井250个,新建矿井20个。尽管如此,1955年~1956年期间,英国国内煤炭仍然消耗量巨大,政府还需从国外进口煤炭弥补国内不足。

然而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让英国政府意识到燃煤所带来沉重的环境危害,在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政府在1956年出台了《清洁空气法案》,法案规定了禁止黑烟排放,升高烟囱高度,建立无烟区,并在无烟区对家庭壁炉进行改造,更换煤炭燃料等措施。政府对环境的干预很快使国内煤炭消耗量降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1 9 5 6 一1 9 5 9 年间, 煤炭消耗量减少了2 . 8千万吨,到1 9 5 9年年底, 全国积存过剩的煤炭已高达36 千万吨。

因此,全国煤炭局不得不对国内煤炭产量进行削减,裁员十二万人,再次关闭一些产量较低的煤矿。

煤炭国有化政府补贴大,福利制度保障矿工权益,英国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财政赤字

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北海油田的发现促使英国政府转变能源结构。同时煤炭管理中存在严重的官僚化倾向,生产动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政府为了确保国内生产厂商的利益还要给予这些生产商大量补贴。1974年~1975年英国政府对煤炭工业的补贴达到1.406亿英镑,并且还强制电力部门和煤炭企业签订合约,保证煤炭的供应。

还有一个显著问题就是煤矿工人的尘肺病。伴随着矿工工人对自身健康关注的增加,工人对采煤这一高危作业的补贴要求越来越高。1947年之前政府就有要求私企需要对尘肺病人进行补贴。根据Arthur McIvor 和 Ronald Johnston在《Miners’ Lung: A History of Dust Disease in British Coal Mining》一书中的资料显示:1930年之前的 3 年中,煤矿主对硅肺病矿工的补偿金额每年为 10 万英镑,但到1937 年,仅联合无烟煤公司用在硅肺病工人的赔偿金额就高达 80 万英镑。二战后煤炭国有化也随之将这个问题转嫁给政府,再加上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为尘肺病矿工提供了诸多社会保障,政府还需要投入巨资降低灰尘和研究尘肺病的治疗,这更加剧了煤炭工业的财政赤字程度。如1974 年全国煤炭委员会为包括尘肺病补偿在内的福利项目增加了5250万英镑的资金。而这一年煤炭工业的财政赤字从 1973 年的8370万英镑上升到1.307亿英镑。

国产煤炭的竞争力越来越差,政府负担不起高额的亏损补贴,种种问题让英国政府意识到煤炭国有化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

撒切尔夫人对煤炭工业进行强有力改革,合力推进煤炭产业私有化,提高经济竞争力

八十年代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越来越想甩掉国家煤炭工业这个“烫手山芋”。她奉行“自由市场”政策,鼓励国营煤矿业关闭那些效益低下的煤矿,从而合理配置国家对矿业的补贴。

1981 年初全国煤炭委员会控制的煤矿有 211 座,到 1982 年初已关闭了 11 座矿井,接下来的一年中关闭9 座,1983 年到 1984 年期间关闭 21 座,大量矿工因此失业,这也导致政府和煤矿工人爆发激烈冲突,1984年6月,在南约克郡的欧格里夫(Orgreave),警方与罢工者发生了总人数一万以上的冲突,被称为“欧格里夫战役”。

撒切尔政府已经做好和罢工工人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为了防止罢工带来的影响,撒切尔甚至贮藏好电力公司一年所需要的煤矿。她放弃对尘肺病人的“充分就业”政策,通过提高煤矿工人的裁员补偿金鼓励煤矿工离开煤矿。最后这场战役以罢工工人失败而告终,撒切尔得以顺利对煤炭行业进行私有化改革。1985 - 1986 年度,有 36 个高成本矿井被关闭,煤矿劳动力下降了 33 000 人。

1994年,英国煤炭工业正式告别国营进入私营化。英国煤炭公司从政府手里接下这个烂摊子,除了政府对煤炭的补贴被取消之外,还要应对进口煤矿的低价竞争。1989年英国进行第一次电力改革,将原有的12家地区供电局私有化,成立了独立的地区电力公司。私有化之后的电力公司不必再被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制购买国内的高价煤,英国国内的煤炭瞬间没了优势。尽管英国电力公司与煤炭公司签订了五年的供煤112亿吨的协议,但是在内外夹击下,1992年英国矿井数只剩下50个,矿工人数减少到5.83万人。

到1998年,英国煤炭公司建议再关闭31对矿井,而这将导致三万工人失业,随即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就连当初奉行自由市场的保守党内部也产生分歧。政府在邀请国内外多家能源公司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能为市场提供最优选择,国家能从有利的价格中保持稳定、持续的能源供应。至此,英国只剩下20余座煤矿,产量仅5000万吨,煤炭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仅占7%。

英国煤炭公司积重难返,去卒保车,砍掉煤炭产业,对业务进行拆分重组,期望创造“后煤炭经济”时代

除此之外,私有化之后的英国煤炭公司还要负担煤矿工人高昂的工资成本和养老金。早期英国煤矿开采得益于廉价的开采成本,但随着那些易开采,成本低廉的浅层煤炭的急剧减少或是枯竭,煤矿的开采条件更加恶劣,矿工的工资几近成本的60%。不仅如此,英国煤矿公司还承受着高达4.5亿英镑的养老金赤字负担。

2011年它旗下的煤矿Daw Mill因发生事故致人死亡而被法院裁定赔偿120万英镑,虽然当时法院有考虑到英国煤炭公司正因亏本面临财政困难而减少了赔偿金额,但仍然重创了英国煤炭公司。2013年这个煤矿又发生火灾事故,损失了价值100多万英镑的设备,这无疑又再次给这家艰难生存的公司雪上加霜。

根据英国The Coal Authority的资料显示,英国深层煤矿开采总量从2009年的749.6万吨下降到2014年的368.5万吨,近乎减少了一半。2013年煤矿仅占当年矿业总产值的2%。煤炭工业作为夕阳产业已不再能吸引投资商的目光,银行对煤炭商的放贷意愿急剧下降,英国煤炭公司在贷款和债务的重压中举步维艰,英国政府允许市场机制来决定未来能源供应的博弈终究使英国煤炭产业落下余晖。摘要:事实上,早在六十多年前,英国政府就已经着手一步步改造煤炭工业,关闭低效能矿井。而这最后一座煤矿关闭,只不过是自由市场对英国煤矿产业作出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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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中国每年过早拆除4.6亿平方米房屋

中国每年过早拆除4.6亿平方米房屋
近日,原江苏省委常委赵少麟之子赵晋在天津的房产帝国崩塌,其开发的水岸银座项目将被拆除,包括一栋已经完工的200米高公寓楼,引发讨论。
过早拆除房屋已经不是中国新问题,在2010年的第6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被拆除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而根据中国建筑学会的研究,欧洲国家的建筑寿命普遍较长,比利时为90年,法国为102.9年,德国为63.8年,西班牙为77.4年,英国高达132.6年。
去年9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建筑…

【数读】中国每年过早拆除4.6亿平方米房屋

中国每年过早拆除4.6亿平方米房屋

中国每年过早拆除4.6亿平方米房屋

近日,原江苏省委常委赵少麟之子赵晋在天津的房产帝国崩塌,其开发的水岸银座项目将被拆除,包括一栋已经完工的200米高公寓楼,引发讨论。

过早拆除房屋已经不是中国新问题,在2010年的第6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被拆除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而根据中国建筑学会的研究,欧洲国家的建筑寿命普遍较长,比利时为90年,法国为102.9年,德国为63.8年,西班牙为77.4年,英国高达132.6年。

去年9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共拆除46亿平方米建筑,5年间被拆城镇建筑占到30亿平方米,20亿平方米的被拆建筑寿命小于40年。

根据十一五期间的拆建比估算,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过早拆除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按平均每平方米1千元计算,因过早拆除房屋每年浪费4600亿元。

过早的拆除房屋,无论是建筑资源还是社会财富均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拆除的过程中出了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运力,还要产生大量的粉尘和废弃物。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报告测算,按每年过早拆除4.6亿平方米建筑,每平米需要水泥200公斤,钢材60公斤计算,会造成每年0.92亿吨水泥浪费,0.28亿吨钢材浪费,0.51亿吨原煤浪费,每年增加建筑垃圾4.6亿吨,增加CO2排放1.33亿吨。

该报告还统计了2001年以来公开报道中过早拆除建筑的主要原因,因为工程质量和运营不善等建筑自身原因拆除的仅占19%,而因为追求商业利益、规划不当、形象工程等原因拆除占到了81%,商业利益和政绩形象是造成建筑拆除的关键因素。

在此项统计中,大量追求商业利益的不合理拆除往往符合城市规划,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的,暴露出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拆除监管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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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

【回声专题:】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摘要:借用社保卡与诈骗同罪同罚,过于严苛。日前,诸暨市法院判处邹某母女挪用亲属社保卡配药,报销11376.64元药费,涉嫌欺诈罪,均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以罚款2000元。实际上,按中国医保制度,用自己的社保卡给家人、他人买药、看病都属于骗取国家福利。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建立医保个人账户,规定账户中的资金只能用于个人医疗支出,账户资金归属于个人,是专用账户;当年有结余,可以来年继续累积用,死亡时才能转给家…

【回声】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

【回声专题:】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

摘要:借用社保卡与诈骗同罪同罚,过于严苛。

日前,诸暨市法院判处邹某母女挪用亲属社保卡配药,报销11376.64元药费,涉嫌欺诈罪,均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以罚款2000元。

实际上,按中国医保制度,用自己的社保卡给家人、他人买药、看病都属于骗取国家福利。

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建立医保个人账户,规定账户中的资金只能用于个人医疗支出,账户资金归属于个人,是专用账户;当年有结余,可以来年继续累积用,死亡时才能转给家属继承。

按规定,社保卡只要不是自用就有骗取国家福利嫌疑,达到诈骗入刑起点即可归为诈骗罪。

洛杉矶教育局发布的恐怖袭击警报,与联邦政府的全国性恐怖袭击预警相去甚远,因恶作剧误关了学校,并不是联邦政府的预警失误。

简单来说,除非死亡,按中国医保制度,在没有实行“个人医保全家用”的地区,社保卡只能持卡人自己使用,利用他人、甚至家人的社保卡开药,如果药不是给社保账户本人用,医保基金支付金额达到诈骗罪入刑起点后,即属于骗取医保基金、窃取国家福利行为,同样构成诈骗罪。

中国《刑法》中对于诈骗罪的概念,采用简单罪状的立法方式,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著作对诈骗罪的阐释也各有侧重,学界主流解释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掩盖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行为”。2014年4月通过的新刑法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将骗取医疗保险纳入诈骗罪。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的倪姓姐妹就因借用社保卡手术治疗,而被判处诈骗罪。倪某患乳腺癌,由于户口远在贵州没有迁入,一直没有办理医保。直到去年7月,户口迁入和医保迟迟没有办理好,病情加重,不得不手术治疗。倪某家庭贫困,难以负担手术费,就借用亲姐的身份证和社保卡看病治疗,住院治疗花费4.8万,报销医疗费2万多。今年3月,姐姐还替妹妹领取了8000元大病保险补偿费,尽管及时归还,法院仍判处姐妹两人诈骗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实际上像倪氏姐妹这样,家人之间借用社保卡,属于普遍现象。如果累积刷到入刑起点,人人都处在犯罪边缘吗?究其原因,是把家人借用社保卡归为诈骗罪过于严苛,将骗取社保定性为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后,借用家人社保与药贩的恶性诈骗行为同罪同罚。

有观点认为,单从刑罚量上看,诸暨母女俩的判刑,比起美国医疗保险反欺诈的“酷刑”简直差远了。

美国反欺诈虽行酷刑,但主要打击的是医疗机构骗保而非个人,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

美国针对医疗保险欺诈的处罚确实严厉,有罚款、监禁乃至终身监禁,以及废除参加医保的资格等。反欺诈法律如此严苛的原因在于,在商业保险业发达的美国,医疗保险诈骗的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早期美国医疗保险的涵盖面和支付条例经常更新,联邦政府管理的医疗照护保险(Medicare)中的项目B,仅1993年一年就有34位管理者,都有权设定自己的标准,另一方面各州的医疗政策及标准不一,大量索赔中很难分辨是故意欺诈还是医生失误。大量医保诈骗案件,造成美国医疗保险费用一路高涨,从1960年的280亿美元,到2004年高达1.9万亿美元。从1976年国会通过 公共卫生及服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成立 检察长办公室(OIG,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着手立法监管。

但实际上,美国主要管控的是64.2%的人投保的商业医疗保险诈骗案件,因为问题往往出在骗保的医生和医疗机构上。尽管美国看病费用高昂,基本由第三方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个人支付的部分非常少,医生和医疗机构通过故意夸大医疗药物用量或医疗设备使用量、给病患过度医疗等方式,骗取高额医保。医生及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医保诈骗占案件总量的80%,个人仅占10%。

为此,联邦专门制定《医疗保健反欺诈法令》以规范医生或医疗机构。该法令规定,故意或试图实施针对医疗保险的欺诈手段或计划将被处以罚款、或将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如果欺诈行为导致伤害或者死亡结果将增加刑期,则会加大处罚力度。

癌症医生Farid Fata曾在当地名噪一时,在底特律开有多家癌症治疗中心。在检方调查发现,Fata经常给病人开高价治疗药物,甚至给非癌症患者进行化疗,持续了有5、6年之久。众多轻度病患者因服用高药效的治癌药物产生副作用,而一些没有生病的人则因服药与化疗而丧命。

Fata骗取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共计3400万美元,其中1760万美元落入个人腰包。在数量众多的被骗名单中,还有赫赫有名的全美最大医疗保险服务机构——蓝十字与蓝盾协会(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Association)。最终,底特律地方法院据密歇根州刑法,考虑Fata行为的严重性,再综合考虑受害人数、涉案金额、案件影响力等因素,对其数罪并罚,判处45年有期徒刑及2000万美元的罚款。

借用社保卡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商业保险的相关制度和秩序,其涉及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则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定性上不能与商业保险诈骗罪同论。

但按中国法律,借用社保卡开药与美国的商业保险诈骗并不属于同一类别,社保卡属于社会保险体系,仅从量刑上参考美国严苛的反欺诈法律,没有可比性。

除此之外,美国针对医疗保险的反欺诈,是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之上。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医疗保障法案》,授权政府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具体分为两种,联邦政府管理医疗照护保险(Medicare)和州政府经营的医疗救济保险(Medicaid),这两种保险的受保人群主要是老年人、残障人士、孕妇、低收入群体等,但这部分人只占34.3%。在奥巴马医疗改革之前,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总覆盖率已近90%,改革后又在医疗救济保险(Medicaid)中增补了两类人群:未满26岁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和已经确诊疾病但没有购买保险的人,把他们列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

由美国政府掏钱的社会医疗保险,真正惠及了穷人。Medicare的受保人看病仅支付月费、预付额等,但如果同时有Medicaid,所在州的政府会支付这类费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看医生、住院或住老人院不需花自己一分钱,大部分此类病人实际上也没有钱。

真正惠及普通人的医保制度才是所谓“国家福利”。

而在诸暨母女案中,邹某患有高血压,自己是城镇居民医保,慢性病报销的比例比丈夫的职工医保低,借用丈夫的医保卡给自己开药,就是为了省钱。

而据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指出,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医治慢性病的花费巨大。世界卫生组织曾对此进行了预测,得出中国在今后10年治疗慢性病的费用将达到5580亿美元,就算采取良好的预防措施,花费也高达5220亿美元。医疗保险无法为普通患者的治疗提供保障,主要原因在于慢性病患者所需要的目录外用药和检查并不在医保报销之列。

对比欧洲国家,中国的医疗保险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福利”。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公费医疗机构和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一。后来《国民健康保险法》把社会保险引入健康领域,从而在英国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险,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体制(NHS),是典型的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英国的 NHS 占卫生支出的 88%;德国、法国是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从雇主和员工处筹措资金,两国的国家医疗保险支出占到卫生支出的81%和75%,法国的覆盖率达到总人口的99%。国家对医疗保险高投入,意味着英国国民只需交少量的挂号费即可得到全程的免费治疗;法国则采取部分慢性病和重症疾病全额报销,其他疾病均在较高标准内核准报销。

而在2010年,重庆、广州等地实行的“个人医保全家用”试点改革,也并没有全国推行。而即使在试点区域,在社会信用普遍崩塌的情况下,推行也困难重重。重庆的任先生用自己的社保卡为妻子买药时,需要先出示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如果要给他早就迁出户口本的母亲买药,几乎无法自证亲属关系。

同时,“个人医保全家用”只限于使用个人社保卡上的余额,“为家庭成员支付医保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中的个人自付部分”,也就是说,在试点地区可以使用家人社保卡中自己缴纳的钱买药、看病,但依然不能享受医保政策中的报销,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福利”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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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回声专题】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导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一直因不够民主和透明而饱受诟病,但中文媒体长期报道“美国试图操纵秘书长选举,以维持霸权主义”,确实也是子虚乌有。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GeneralAssembly)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主席联名致信所有成员国,正式开始“海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2016年12月31日离任。这将是1996年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第二次和美国总统大选“撞车”。不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毫无疑问将经受彻底地监督与…

【回声】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回声专题】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导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一直因不够民主和透明而饱受诟病,但中文媒体长期报道“美国试图操纵秘书长选举,以维持霸权主义”,确实也是子虚乌有。

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GeneralAssembly)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主席联名致信所有成员国,正式开始“海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2016年12月31日离任。

这将是1996年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第二次和美国总统大选“撞车”。不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毫无疑问将经受彻底地监督与考验,总统候选人将被媒体和公众“游街示众”;而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可能就要不那么民主和透明了。

1.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以至于第2任秘书长收到上任电报才得知自己当选

每一任联合国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都事关人类未来5-10年的走向,但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从一开始,《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就规定“秘书长应由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任命。”若要被安理会推荐,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票,并且确保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投否决票(Veto)。

在过去8任秘书长的选举(包括谋求连任)中,5个常任理事国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1946年,第1任秘书长、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之所以能够上任,是因为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以及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等候选人接连遭到苏联否决,安理会不得已做出妥协。

可惜第1任联合国秘书长无法阻止冷战蔓延,朝鲜战争一拖再拖,安理会打击北朝鲜的行动又被苏联否决,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无光。1953年,赖伊还没干满第二个任期,就辞掉了这份被他称作“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理由主要是他无法忍受苏联的态度。

在选择继任者时,苏联再次堵住了安理会的大门,包括又一次否决了上文提及的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的提名。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为了能打破僵局,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包括4个候选人的名单,他们希望苏联至少能中意一个。结果默默无闻的瑞典外交大臣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被苏联人接受,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哈马舍尔德直到安理会电报催他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了[秘书长]。”

由于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当安理会15国把最终推荐人摆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时,人手一票的193个成员国大多还是会乖乖同意接受安理会选出来的候选人(获得半数同意,候选人即成功)。许多NGO批评联合国大会就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的议会”,对联合国大会剩余的178个非安理会成员国来说,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爱签就签,不签滚蛋”。

2.联合国秘书长是安理会妥协的产物,并不是超级大国的“走狗”

但是,安理会至高无上的影响力是《联合国宪章》设计者的初衷。也正是由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设计,再加上非常任理事国不可小觑的10票(1965年前为6票,因为只有6国),所以最终推选出的联合国秘书长不会是某一国特定的“傀儡”,而一定是各国妥协的结果。

例如1981年,第4任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寻求第3个秘书长任期,但在选举中被中国连投16次否决票;而中国中意的候选人艾哈迈德·萨利姆(Ahmed Salim)则被美国连否15次。安理会无奈之下提出了新候选人、秘鲁外交官佩雷斯·德奎利亚尔(Pérez de Cuéllar),佩雷斯没有遭到任何否决,顺利被推荐到联合国大会,并当选为第5任秘书长。

另一个典型是1996年的秘书长选举,仅仅干了5年的第6任秘书长、埃及外交官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寻求连任,遭到美国坚决反对,因为加利无法控制联合国飞涨的开支,无法调停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争,他失败地介入索马里的维和行动,还不情愿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约50万-100万人被杀)做出反应。

随后安理会开始酝酿新人选,陆续收到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和毛里塔尼亚的4位提名候选人。12月初,安理会对4位候选人进行非正式的、不记名的摸底投票(Straw Polls)(这一摸底投票的传统始于1981年)。在前3天的几次摸底投票中,4人要么凑不够9票支持票,要么身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讨论一度陷入僵局。根据非营利组织“安理会报告”(Security Council Report)的统计,5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次数可能超过30次。在继续闭门磋商后,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胜出,最终成为第7任秘书长。

过去70年的历史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过程是非常政治化的,但是说“选举被操纵”绝对是恶意中伤。科菲·安南的确得到了美国的一票,可安南在其10年的任期中,长期反对美国领导的战争。安南指责美国将萨达姆赶下台(安南却全然不顾萨达姆像屠杀羊羔一样屠杀伊拉克人民);2006年12月安南在离任的时候,还在密苏里州发表演讲攻击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凌驾于其他国之上。”可能只有《社会科学报》这样的中文报纸,才会认为“安南是美国中意的人选,美国对他的选择也得到了回报”。

3.选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具体标准,却有许多不成文的糟糕规定,这导致秘书长水平参差不齐

联合国并不需要解决所谓“选出傀儡”的伪问题,却得改进选举的民主程序和透明度。2015年,联合国改革秘书长选举过程的热情特别高涨,联合国大会十分反常地在2015年9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主席联名开启新一任秘书长的选举(这也带来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9月的决议还提到,联合国大会将与所有的秘书长候选人会面,[候选人的]性别、地理标准应该在选举过程中被加以考虑,许多媒体推测女性+东欧的候选人背景最有优势。

尽管如此,美国中间派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认为秘书长选举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表。1981年中国和美国“大打出手”的时候,安理会在后期带来了“第三者”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才解决了分歧。新媒体Medium的大卫·斯蒂文(David Steven)嘲讽道,“[想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人]要先按兵不动,直到经过足够的投票轮数,安理会将引进一个绝对不会引起异议的候选人。”

在安理会推荐阶段后发制人,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竞选策略,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阶段,审议候选人的时间就变得很短。许多NGO都在呼吁明确截止时间表,目前最明显的一个障碍是俄罗斯——该国一直在抵制建立一个明确的候选人截止时间表。

第2任秘书长、广受好评的达格·哈马舍尔德重新定义了“秘书长”一职,他出人意料地主动前往北京,解决了中国扣押17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交给达格”(Leave it to Dag)成了媒体上风靡一时的标题。但上文已经提到,达格本人几乎没有参加秘书长的竞选,安理会选中他更多的是出于运气。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后来的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秘书长遴选标准,这造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糟糕标准横行。2006年秘书长选举,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认为这次秘书长“该轮到亚洲国家的人来当了”,美国和英国再三强调应该考量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国籍,却无济于事。美国当时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向媒体解释,选秘书长的“地区轮换原则”并不存在而且十分不可取,但最终浮出水面的秘书长候选人基本都来自亚洲国家。除了东欧国家外,世界其他地区压根没打算插一脚。

印度前联合国官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2006年的秘书长选举中,获得了安理会15票中的10票(已超过了9票),但却遭到美国的否决。2014年11月,塔鲁尔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采访时义愤填膺地说道,“我相信候选人的愿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辞辛苦说出我的……但是秘书长的竞选不是关于愿景也不是关于[候选人的]履历、语言表达能力、管理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选举秘书长是一项政治任务。”根据美国大使约翰·博尔顿的自传所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沙希·塔鲁尔触犯了一个联合国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秘书长应该来自无足轻重的小国。”来自韩国的潘基文挤掉了塔鲁尔等候选人,成了第8任联合国秘书长。

2007年2月,还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信心满满地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阐述道,美国强烈支持潘基文,是因为他在老布什时期的驻美使馆经历有目共睹,“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与他共事过,他的努力促使韩国和朝鲜在1991年9月加入了联合国”,还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改革联合国的努力。到了2009年9月,约翰·博尔顿失望地回答《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了[潘基文改革联合国]最低的进展。”

早在联合国成立几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将联合国秘书长称为“世界仲裁人”(World Moderator),随后的《联合国宪章》将联合国秘书长描述为“首席行政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并在其网站上将秘书长与“部分外交官、倡导者、公仆以及[公司的]CEO”划等号。在过去的70年间,挑出的秘书长要么超出了这些界限去行使职责,要么根本不够格。2016年的选举可能会更加民主和透明,选出来的秘书长也不会是哪国的“傀儡”,但由于选举过程的系统性缺陷,联合国能选出足以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任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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