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

【回声专题:】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摘要:借用社保卡与诈骗同罪同罚,过于严苛。日前,诸暨市法院判处邹某母女挪用亲属社保卡配药,报销11376.64元药费,涉嫌欺诈罪,均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以罚款2000元。实际上,按中国医保制度,用自己的社保卡给家人、他人买药、看病都属于骗取国家福利。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建立医保个人账户,规定账户中的资金只能用于个人医疗支出,账户资金归属于个人,是专用账户;当年有结余,可以来年继续累积用,死亡时才能转给家…

【回声】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

【回声专题:】为家人代开药算骗保,错在谁

摘要:借用社保卡与诈骗同罪同罚,过于严苛。

日前,诸暨市法院判处邹某母女挪用亲属社保卡配药,报销11376.64元药费,涉嫌欺诈罪,均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以罚款2000元。

实际上,按中国医保制度,用自己的社保卡给家人、他人买药、看病都属于骗取国家福利。

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建立医保个人账户,规定账户中的资金只能用于个人医疗支出,账户资金归属于个人,是专用账户;当年有结余,可以来年继续累积用,死亡时才能转给家属继承。

按规定,社保卡只要不是自用就有骗取国家福利嫌疑,达到诈骗入刑起点即可归为诈骗罪。

洛杉矶教育局发布的恐怖袭击警报,与联邦政府的全国性恐怖袭击预警相去甚远,因恶作剧误关了学校,并不是联邦政府的预警失误。

简单来说,除非死亡,按中国医保制度,在没有实行“个人医保全家用”的地区,社保卡只能持卡人自己使用,利用他人、甚至家人的社保卡开药,如果药不是给社保账户本人用,医保基金支付金额达到诈骗罪入刑起点后,即属于骗取医保基金、窃取国家福利行为,同样构成诈骗罪。

中国《刑法》中对于诈骗罪的概念,采用简单罪状的立法方式,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著作对诈骗罪的阐释也各有侧重,学界主流解释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掩盖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行为”。2014年4月通过的新刑法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将骗取医疗保险纳入诈骗罪。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的倪姓姐妹就因借用社保卡手术治疗,而被判处诈骗罪。倪某患乳腺癌,由于户口远在贵州没有迁入,一直没有办理医保。直到去年7月,户口迁入和医保迟迟没有办理好,病情加重,不得不手术治疗。倪某家庭贫困,难以负担手术费,就借用亲姐的身份证和社保卡看病治疗,住院治疗花费4.8万,报销医疗费2万多。今年3月,姐姐还替妹妹领取了8000元大病保险补偿费,尽管及时归还,法院仍判处姐妹两人诈骗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实际上像倪氏姐妹这样,家人之间借用社保卡,属于普遍现象。如果累积刷到入刑起点,人人都处在犯罪边缘吗?究其原因,是把家人借用社保卡归为诈骗罪过于严苛,将骗取社保定性为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后,借用家人社保与药贩的恶性诈骗行为同罪同罚。

有观点认为,单从刑罚量上看,诸暨母女俩的判刑,比起美国医疗保险反欺诈的“酷刑”简直差远了。

美国反欺诈虽行酷刑,但主要打击的是医疗机构骗保而非个人,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

美国针对医疗保险欺诈的处罚确实严厉,有罚款、监禁乃至终身监禁,以及废除参加医保的资格等。反欺诈法律如此严苛的原因在于,在商业保险业发达的美国,医疗保险诈骗的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早期美国医疗保险的涵盖面和支付条例经常更新,联邦政府管理的医疗照护保险(Medicare)中的项目B,仅1993年一年就有34位管理者,都有权设定自己的标准,另一方面各州的医疗政策及标准不一,大量索赔中很难分辨是故意欺诈还是医生失误。大量医保诈骗案件,造成美国医疗保险费用一路高涨,从1960年的280亿美元,到2004年高达1.9万亿美元。从1976年国会通过 公共卫生及服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成立 检察长办公室(OIG,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着手立法监管。

但实际上,美国主要管控的是64.2%的人投保的商业医疗保险诈骗案件,因为问题往往出在骗保的医生和医疗机构上。尽管美国看病费用高昂,基本由第三方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个人支付的部分非常少,医生和医疗机构通过故意夸大医疗药物用量或医疗设备使用量、给病患过度医疗等方式,骗取高额医保。医生及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医保诈骗占案件总量的80%,个人仅占10%。

为此,联邦专门制定《医疗保健反欺诈法令》以规范医生或医疗机构。该法令规定,故意或试图实施针对医疗保险的欺诈手段或计划将被处以罚款、或将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如果欺诈行为导致伤害或者死亡结果将增加刑期,则会加大处罚力度。

癌症医生Farid Fata曾在当地名噪一时,在底特律开有多家癌症治疗中心。在检方调查发现,Fata经常给病人开高价治疗药物,甚至给非癌症患者进行化疗,持续了有5、6年之久。众多轻度病患者因服用高药效的治癌药物产生副作用,而一些没有生病的人则因服药与化疗而丧命。

Fata骗取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共计3400万美元,其中1760万美元落入个人腰包。在数量众多的被骗名单中,还有赫赫有名的全美最大医疗保险服务机构——蓝十字与蓝盾协会(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Association)。最终,底特律地方法院据密歇根州刑法,考虑Fata行为的严重性,再综合考虑受害人数、涉案金额、案件影响力等因素,对其数罪并罚,判处45年有期徒刑及2000万美元的罚款。

借用社保卡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商业保险的相关制度和秩序,其涉及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则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定性上不能与商业保险诈骗罪同论。

但按中国法律,借用社保卡开药与美国的商业保险诈骗并不属于同一类别,社保卡属于社会保险体系,仅从量刑上参考美国严苛的反欺诈法律,没有可比性。

除此之外,美国针对医疗保险的反欺诈,是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之上。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医疗保障法案》,授权政府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具体分为两种,联邦政府管理医疗照护保险(Medicare)和州政府经营的医疗救济保险(Medicaid),这两种保险的受保人群主要是老年人、残障人士、孕妇、低收入群体等,但这部分人只占34.3%。在奥巴马医疗改革之前,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总覆盖率已近90%,改革后又在医疗救济保险(Medicaid)中增补了两类人群:未满26岁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和已经确诊疾病但没有购买保险的人,把他们列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

由美国政府掏钱的社会医疗保险,真正惠及了穷人。Medicare的受保人看病仅支付月费、预付额等,但如果同时有Medicaid,所在州的政府会支付这类费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看医生、住院或住老人院不需花自己一分钱,大部分此类病人实际上也没有钱。

真正惠及普通人的医保制度才是所谓“国家福利”。

而在诸暨母女案中,邹某患有高血压,自己是城镇居民医保,慢性病报销的比例比丈夫的职工医保低,借用丈夫的医保卡给自己开药,就是为了省钱。

而据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指出,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医治慢性病的花费巨大。世界卫生组织曾对此进行了预测,得出中国在今后10年治疗慢性病的费用将达到5580亿美元,就算采取良好的预防措施,花费也高达5220亿美元。医疗保险无法为普通患者的治疗提供保障,主要原因在于慢性病患者所需要的目录外用药和检查并不在医保报销之列。

对比欧洲国家,中国的医疗保险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福利”。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公费医疗机构和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一。后来《国民健康保险法》把社会保险引入健康领域,从而在英国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险,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体制(NHS),是典型的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英国的 NHS 占卫生支出的 88%;德国、法国是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从雇主和员工处筹措资金,两国的国家医疗保险支出占到卫生支出的81%和75%,法国的覆盖率达到总人口的99%。国家对医疗保险高投入,意味着英国国民只需交少量的挂号费即可得到全程的免费治疗;法国则采取部分慢性病和重症疾病全额报销,其他疾病均在较高标准内核准报销。

而在2010年,重庆、广州等地实行的“个人医保全家用”试点改革,也并没有全国推行。而即使在试点区域,在社会信用普遍崩塌的情况下,推行也困难重重。重庆的任先生用自己的社保卡为妻子买药时,需要先出示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如果要给他早就迁出户口本的母亲买药,几乎无法自证亲属关系。

同时,“个人医保全家用”只限于使用个人社保卡上的余额,“为家庭成员支付医保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中的个人自付部分”,也就是说,在试点地区可以使用家人社保卡中自己缴纳的钱买药、看病,但依然不能享受医保政策中的报销,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福利”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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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回声专题】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导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一直因不够民主和透明而饱受诟病,但中文媒体长期报道“美国试图操纵秘书长选举,以维持霸权主义”,确实也是子虚乌有。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GeneralAssembly)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主席联名致信所有成员国,正式开始“海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2016年12月31日离任。这将是1996年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第二次和美国总统大选“撞车”。不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毫无疑问将经受彻底地监督与…

【回声】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回声专题】选联合国秘书长,谁说了算?

导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一直因不够民主和透明而饱受诟病,但中文媒体长期报道“美国试图操纵秘书长选举,以维持霸权主义”,确实也是子虚乌有。

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GeneralAssembly)和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主席联名致信所有成员国,正式开始“海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2016年12月31日离任。

这将是1996年后,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第二次和美国总统大选“撞车”。不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毫无疑问将经受彻底地监督与考验,总统候选人将被媒体和公众“游街示众”;而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可能就要不那么民主和透明了。

1.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以至于第2任秘书长收到上任电报才得知自己当选

每一任联合国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都事关人类未来5-10年的走向,但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从一开始,《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就规定“秘书长应由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任命。”若要被安理会推荐,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票,并且确保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投否决票(Veto)。

在过去8任秘书长的选举(包括谋求连任)中,5个常任理事国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1946年,第1任秘书长、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之所以能够上任,是因为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以及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等候选人接连遭到苏联否决,安理会不得已做出妥协。

可惜第1任联合国秘书长无法阻止冷战蔓延,朝鲜战争一拖再拖,安理会打击北朝鲜的行动又被苏联否决,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无光。1953年,赖伊还没干满第二个任期,就辞掉了这份被他称作“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理由主要是他无法忍受苏联的态度。

在选择继任者时,苏联再次堵住了安理会的大门,包括又一次否决了上文提及的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皮尔逊的提名。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为了能打破僵局,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包括4个候选人的名单,他们希望苏联至少能中意一个。结果默默无闻的瑞典外交大臣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被苏联人接受,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哈马舍尔德直到安理会电报催他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了[秘书长]。”

由于安理会的决定性作用,当安理会15国把最终推荐人摆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时,人手一票的193个成员国大多还是会乖乖同意接受安理会选出来的候选人(获得半数同意,候选人即成功)。许多NGO批评联合国大会就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的议会”,对联合国大会剩余的178个非安理会成员国来说,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爱签就签,不签滚蛋”。

2.联合国秘书长是安理会妥协的产物,并不是超级大国的“走狗”

但是,安理会至高无上的影响力是《联合国宪章》设计者的初衷。也正是由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设计,再加上非常任理事国不可小觑的10票(1965年前为6票,因为只有6国),所以最终推选出的联合国秘书长不会是某一国特定的“傀儡”,而一定是各国妥协的结果。

例如1981年,第4任秘书长、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寻求第3个秘书长任期,但在选举中被中国连投16次否决票;而中国中意的候选人艾哈迈德·萨利姆(Ahmed Salim)则被美国连否15次。安理会无奈之下提出了新候选人、秘鲁外交官佩雷斯·德奎利亚尔(Pérez de Cuéllar),佩雷斯没有遭到任何否决,顺利被推荐到联合国大会,并当选为第5任秘书长。

另一个典型是1996年的秘书长选举,仅仅干了5年的第6任秘书长、埃及外交官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寻求连任,遭到美国坚决反对,因为加利无法控制联合国飞涨的开支,无法调停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争,他失败地介入索马里的维和行动,还不情愿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约50万-100万人被杀)做出反应。

随后安理会开始酝酿新人选,陆续收到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和毛里塔尼亚的4位提名候选人。12月初,安理会对4位候选人进行非正式的、不记名的摸底投票(Straw Polls)(这一摸底投票的传统始于1981年)。在前3天的几次摸底投票中,4人要么凑不够9票支持票,要么身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讨论一度陷入僵局。根据非营利组织“安理会报告”(Security Council Report)的统计,5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次数可能超过30次。在继续闭门磋商后,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胜出,最终成为第7任秘书长。

过去70年的历史中,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过程是非常政治化的,但是说“选举被操纵”绝对是恶意中伤。科菲·安南的确得到了美国的一票,可安南在其10年的任期中,长期反对美国领导的战争。安南指责美国将萨达姆赶下台(安南却全然不顾萨达姆像屠杀羊羔一样屠杀伊拉克人民);2006年12月安南在离任的时候,还在密苏里州发表演讲攻击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凌驾于其他国之上。”可能只有《社会科学报》这样的中文报纸,才会认为“安南是美国中意的人选,美国对他的选择也得到了回报”。

3.选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具体标准,却有许多不成文的糟糕规定,这导致秘书长水平参差不齐

联合国并不需要解决所谓“选出傀儡”的伪问题,却得改进选举的民主程序和透明度。2015年,联合国改革秘书长选举过程的热情特别高涨,联合国大会十分反常地在2015年9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主席联名开启新一任秘书长的选举(这也带来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9月的决议还提到,联合国大会将与所有的秘书长候选人会面,[候选人的]性别、地理标准应该在选举过程中被加以考虑,许多媒体推测女性+东欧的候选人背景最有优势。

尽管如此,美国中间派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认为秘书长选举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表。1981年中国和美国“大打出手”的时候,安理会在后期带来了“第三者”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才解决了分歧。新媒体Medium的大卫·斯蒂文(David Steven)嘲讽道,“[想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人]要先按兵不动,直到经过足够的投票轮数,安理会将引进一个绝对不会引起异议的候选人。”

在安理会推荐阶段后发制人,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竞选策略,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阶段,审议候选人的时间就变得很短。许多NGO都在呼吁明确截止时间表,目前最明显的一个障碍是俄罗斯——该国一直在抵制建立一个明确的候选人截止时间表。

第2任秘书长、广受好评的达格·哈马舍尔德重新定义了“秘书长”一职,他出人意料地主动前往北京,解决了中国扣押17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交给达格”(Leave it to Dag)成了媒体上风靡一时的标题。但上文已经提到,达格本人几乎没有参加秘书长的竞选,安理会选中他更多的是出于运气。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后来的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秘书长遴选标准,这造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糟糕标准横行。2006年秘书长选举,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认为这次秘书长“该轮到亚洲国家的人来当了”,美国和英国再三强调应该考量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国籍,却无济于事。美国当时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向媒体解释,选秘书长的“地区轮换原则”并不存在而且十分不可取,但最终浮出水面的秘书长候选人基本都来自亚洲国家。除了东欧国家外,世界其他地区压根没打算插一脚。

印度前联合国官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2006年的秘书长选举中,获得了安理会15票中的10票(已超过了9票),但却遭到美国的否决。2014年11月,塔鲁尔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采访时义愤填膺地说道,“我相信候选人的愿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辞辛苦说出我的……但是秘书长的竞选不是关于愿景也不是关于[候选人的]履历、语言表达能力、管理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选举秘书长是一项政治任务。”根据美国大使约翰·博尔顿的自传所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沙希·塔鲁尔触犯了一个联合国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秘书长应该来自无足轻重的小国。”来自韩国的潘基文挤掉了塔鲁尔等候选人,成了第8任联合国秘书长。

2007年2月,还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信心满满地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阐述道,美国强烈支持潘基文,是因为他在老布什时期的驻美使馆经历有目共睹,“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与他共事过,他的努力促使韩国和朝鲜在1991年9月加入了联合国”,还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改革联合国的努力。到了2009年9月,约翰·博尔顿失望地回答《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了[潘基文改革联合国]最低的进展。”

早在联合国成立几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将联合国秘书长称为“世界仲裁人”(World Moderator),随后的《联合国宪章》将联合国秘书长描述为“首席行政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并在其网站上将秘书长与“部分外交官、倡导者、公仆以及[公司的]CEO”划等号。在过去的70年间,挑出的秘书长要么超出了这些界限去行使职责,要么根本不够格。2016年的选举可能会更加民主和透明,选出来的秘书长也不会是哪国的“傀儡”,但由于选举过程的系统性缺陷,联合国能选出足以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任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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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数十年联大投票:中俄最一致,中美分歧大

数十年联大投票:中俄最一致,中美分歧大

近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侵犯人权,中国、古巴、俄罗斯、叙利亚等19国投了反对票。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中国数十年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如何投票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一致程度如何,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4年到2008年,在中国、美国与俄罗斯(苏联)三国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中俄两国均投赞成/反对/弃权票的比例达到了72.2%,一方赞成、另一方反对的比例为20.6%,而一方投赞成票、一方投反对票这样分歧度最高的情况仅占7.2%。中美之…

【数读】数十年联大投票:中俄最一致,中美分歧大

数十年联大投票:中俄最一致,中美分歧大

数十年联大投票:中俄最一致,中美分歧大

近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侵犯人权,中国、古巴、俄罗斯、叙利亚等19国投了反对票。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中国数十年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如何投票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一致程度如何,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4年到2008年,在中国、美国与俄罗斯(苏联)三国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中俄两国均投赞成/反对/弃权票的比例达到了72.2%,一方赞成、另一方反对的比例为20.6%,而一方投赞成票、一方投反对票这样分歧度最高的情况仅占7.2%。中美之间则截然相反,投票一致的情况仅14.4%,相反的比例却占55.8%,高于美俄(苏联)之间的分歧程度。

因此,总的来说,中俄(苏联)之间在联大投票的相似度是非常之高的,1974到2008年间的数字为82.53%,而1992到2008年之间为80.73%。也就是说,即使在中苏之间外交、军事关系疏远、对峙、冲突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前期,两国之间依然保持了很高的一致性。这一数字虽然没有超过英法之间90%以上的比例,但比美英和美法之间的比例都要高。而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和这两个盟国之间的投票相似度显著下降。

有趣的是,相对于俄罗斯,中国和英国、法国、美国之间的投票相似度更低,这一趋势贯穿了整个时间段。比如,1974到2008年,中国和美国的投票相似度为29.3%,冷战之后反而下降到了23.39%,而三十年间美国与俄罗斯(苏联)的数字为34.75%。

不过,相比其他常任理事国,中国总是与联合国大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有数据证明,各个大洲与中国外交政策相似度最高的是非洲,亚洲其次,并且呈上升趋势,最低的则是欧洲。

实际上,1974年到2008年,中国投赞成票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88.1%,高于其他四个国家——法国43.9%,俄罗斯(苏联)75.1%,英国41.8%,美国20.2%。而中国投反对票的比例仅2.8%,这一数字在美国达到了56.2%。因此,要想让中国投反对票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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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货币战争》说的美联储,全是错的

【回声专题】《货币战争》说的美联储,全是错的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维持在0.25%至0.50%之间。这是自2006年6月以来第一次开启加息周期。2008年以后,联邦基金利率一直趋近于零。加息目的很明确,一是增加投资和就业,二是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地位举重若轻。然而,对于这个组织,中国人不甚了解,很多中国人深受阴谋论读物《货币战争》的影响,认为美联储是大财团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美国的工具。但…

【回声】《货币战争》说的美联储,全是错的

【回声专题】《货币战争》说的美联储,全是错的

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维持在0.25%至0.50%之间。这是自2006年6月以来第一次开启加息周期。2008年以后,联邦基金利率一直趋近于零。加息目的很明确,一是增加投资和就业,二是控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地位举重若轻。然而,对于这个组织,中国人不甚了解,很多中国人深受阴谋论读物《货币战争》的影响,认为美联储是大财团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美国的工具。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美联储的经济影响固然重大,但远没有到呼风唤雨的地步,也不可能成为少数财团控制世界的工具。

在职能上,美联储和大多数央行并无区别,但是其架构和制度设计却独树一帜,是世界各国央行中的“异类”,而这与其成立的历史背景有关。美联储上一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而美联储的诞生也恰是因为金融危机。

在职能上,美联储和大多数央行并无区别,但是其架构和制度设计却独树一帜,是世界各国央行中的异类,而这与其成立的历史背景有关。

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央行的建立不算早,距今才一百年,1913年成立。而最早的央行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就开张了。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建立央行,瑞典1668年设立央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建立,法国央行1880年建立,都比美联储早。早期的央行都是私有机构,没有很多现代央行的职责,主要负责印发货币,后来逐渐演变成政府机构。19世纪70年代,英国记者沃尔特·白芝浩提出了著名的“白芝浩原则”:在金融恐慌时期,央行应以较高的利息无限量提供贷款,任何机构只要提供良好的抵押品即可。这后来成为央行的重要职责,即最后贷款人。

内战后到20世纪初美联储诞生前,美国频繁遭受金融危机打击,1873年、1884年、1890年、1907年发生了大规模金融恐慌,大量银行因为挤兑而倒闭,1873年,约100家银行倒闭,1893年,500家,1907年,约100家。尽管这一期间一些私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央行的角色(如纽约票据交换所),但是受制于资金短缺、资源匮乏和信誉缺失,作用有限。

1907年的金融危机是促成美联储成立的重要导火索。危机结束后,时任参议院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牵头调查了金融危机的原因。他们发现,尽管1907年仍然有100家银行倒闭,但相比1893年的500家银行,数量剧减。原因之一是,1907年金融危机期间,摩根大通的创始人摩根领头召集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几家金融机构,一起出资救助遭挤兑的金融市场。摩根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并力救助,遏制了1907年的危机。

奥尔德里奇意识到,摩根这样的“英雄主义”最好能够体制化,他在考察了欧洲几大央行后,起草了《奥尔德里奇计划》,建议美国建立中央银行,在危机中成为

最后贷款人,但是遭到强烈反对,美国人对中央的天然反感令央行在美国不受待见。提议暂时搁浅。

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当选总统后,复活了奥尔德里奇的提议,尽管二人政见不一(威尔逊是民主党人,奥尔德里奇是共和党人),但威尔逊认为他的提议颇有可取之处,在他的支持下,以《奥尔德里奇计划》为蓝本的《联邦储备法案》于1913年诞生了。1913年,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正式成立,据说起联邦储备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淡化其中央色彩,让美国人更容易接受。

在奥尔德里奇的设想中,央行不是政府机构,他担心央行成为政府机构后为非作歹,而是设成私有银行。但民主党把持的政府又害怕完全私有的央行过于强大。于是两相折中,设立了美国特色的分权制衡制度,既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又不完全假手于市场。

美联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一是遍布美国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前者是独立于行政分支的政府机构,后者是是非营利的私有机构。

美联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一是遍布美国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世界上大多数央行都是政府机构,美联储并非如此。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是独立于行政分支的政府机构,但12家联邦储备银行是非营利的私有机构。这一设定反映了当时普通美国人的担忧,如果只在东部的经济重心设立央行,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的利益难以保障。所以,美联储将全国分为12个区,每个区设立一间联邦储备银行,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共同组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保证每个地区在美联储都有话语权。

因为12家联邦储备银行是私有的,阴谋论者常借此大做文章,认为是财团控制美国经济的证据。这里的私有并非私人拥有。诚然,12个联邦储备银行也有股东,但不同于普通公司的股东,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不能转让、出售。股东身份也不神秘,美联储的会员银行都是其股东,所有会员银行都可在美联储官方查询。美国全国性银行必须是美联储会员银行,州范围的银行则可根据自己意愿加入美联储。会员银行受美联储监管,非会员银行则归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

虽然会员银行是美联储股东,但美联储不是美国它们的赚钱机器。美联储的收入来自政府债券等资产,每年的盈利都得上交财政部,每年上缴几百亿美元的利润,而会员银行(即股东)获得的利息仅几十亿而已,比如2009年,美联储上交财政部470亿美元,给股东的只有14亿美元股息而已。这些信息每年都在官网上公开。

美联储不受私营企业控制,也不受行政分支的控制。《联邦储备法案》规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须行政分支批准。政府无权就美联储的政策指手画脚。这就避免了美联储成为白宫的印钞机。如果政府控制央行,那么在政府缺钱(它们永远缺钱)时便会开动印钞机,变相将民众口袋中的钱吸到政府手里,严重的,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美联储独立运营,自主决定购买国债,不必听命于政府。

加息即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是银行之间的短期利率。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息,卖出债券,回收货币,货币供应量减少,利率上升。

2008年,美联储为了提振经济,下调了联邦基金利率,即减息,七年后的2015年年末,美联储宣布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即加息。加息或减息,由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亦作议息会议)成员投票决定。联邦基金利率是一种短期利率,是银行间的贷款利率。

美联储要求所有在美国吸收储户存款的金融机构都将一部分资金存在美联储,即储备金账户,应对储户突然集体提款。储备金账户的金额不低于一其吸收的短期存款的一定比例(根据银行体量大小分别是0%、3%、10%),即存款储备金率。如果储备金高于美联储要求的比例,则多余的储备金可随时领取,而储备金不足的金融机构则可以向储备金多的机构短期贷款,补足亏欠的储备金,这种短期贷款利率就被称为联邦基金利率。

所谓加息,不是直接设定的,美联储没有权力也没有能耐直接“加”息,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现。比如此次加息,美联储就会卖出债券(一般为短期政府国债),从而回收货币,货币量供应量减少,利率上升。而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则买进债券,提高货币供应量。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息或降息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常用的手段,货币政策的另外两个主要手段是折扣贷款窗口和储备金率。货币政策也只是美联储的一大重任,另一大重任是维持金融稳定,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为遭到挤兑的金融机构提供短期贷款,增加其流动性,助其度过难关。此外美联储还负责金融监管,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等机构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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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国际油价大跌,中国本是最大赢家

国际油价大跌,中国本是最大赢家

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称为了防治雾霾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继调高燃油税之后,国内油价与国际走势脱节的现象再次引起一片质疑。
自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突然暴跌以来,目前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0%,而国内油价在长期岿然不动之后,终于在去年年底下跌7%,但当月国际油价跌幅达21%。进入2015年,每当国际油价稍有回升,国内价格便闻风而涨,经历几轮跌跌涨涨后,国际油价最终一路跌至低谷,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几次调整后,如北京市92号汽油价格相比201…

【数读】国际油价大跌,中国本是最大赢家

国际油价大跌,中国本是最大赢家

国际油价大跌,中国本是最大赢家

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称为了防治雾霾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继调高燃油税之后,国内油价与国际走势脱节的现象再次引起一片质疑。

自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突然暴跌以来,目前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0%,而国内油价在长期岿然不动之后,终于在去年年底下跌7%,但当月国际油价跌幅达21%。进入2015年,每当国际油价稍有回升,国内价格便闻风而涨,经历几轮跌跌涨涨后,国际油价最终一路跌至低谷,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几次调整后,如北京市92号汽油价格相比2014年6月时下跌幅度却仍然不足三成。

早在国际油价刚有大跌势头时,便有国外媒体盘点全球油价大跌中的赢家与输家,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本应是名符其实的最大赢家,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论道,一方面由于中国能源消费大量依赖于煤炭,受石油影响有限,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国内的成品油价格由官方制定而能保持稳定,使得企业和消费者甚少直接受益。

ISIS的财政真相:压榨民众以维持战争机器

ISIS的财政真相:压榨民众以维持战争机器


近日,金融时报发布了一项关于ISIS财政收支的调查结果,在对相关文件和多位ISIS前指挥官等人员的采访调查后发现,尽管ISIS对外宣传其“建设美好理想国”的想象,但其财政情况表明了这仅仅只是一个靠搜刮民众而维持战争机器的恐怖组织。

在过去一年里,ISIS靠着四处掠夺、没收资产和强行征税等手段获得了几乎和石油利益一样多的财政收入,而在每年接近9亿美元的总收入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比例被投入了战争机器里。其中每月大约4000万美元被用于发放战斗人员的工资,ISIS每月按照不同等级向作战人员发放工资和津贴,底层人员一般只有50-150每月左右的基本工资,而核心作战人员则通过移民奖金、家庭补贴、战利品等各种福利能达到每月最高1000美元的收入,比如每抢到一名女性做“妻子”就能获得补贴50美元。

除战斗花费外,ISIS在对内镇压上花钱也毫不吝啬,每月用于道德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支出就高达1000-1500万美元。而其在医院、学校和医疗保障等的支出总共还不到1000万美元,就算加上ISIS建设的一些主要工程,其用于市政工作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只有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与其对外宣传的乌托邦形象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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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恶作剧当恐袭,洛杉矶错了吗?

【回声专题:】恶作剧当恐袭,洛杉矶错了吗?当地时间14日晚,洛杉矶联合学区多所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怖袭击警告邮件。洛杉矶教育局长Ramon C. Cortines随即发布通知,关闭了近1100所公立学校,64万学生停课,其中包括近2.5万名中国留学生。15日,联邦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Adam Schiff表示,匿名邮件很可能只是一场恶作剧。因为一封邮件关停千所学校,洛杉矶教育局为什么可以如此任性?就在15天前,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枪击案造成14人死亡,后被证明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隔壁发生了…

【回声】恶作剧当恐袭,洛杉矶错了吗?

【回声专题:】恶作剧当恐袭,洛杉矶错了吗?

当地时间14日晚,洛杉矶联合学区多所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怖袭击警告邮件。洛杉矶教育局长Ramon C. Cortines随即发布通知,关闭了近1100所公立学校,64万学生停课,其中包括近2.5万名中国留学生。15日,联邦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Adam Schiff表示,匿名邮件很可能只是一场恶作剧。

因为一封邮件关停千所学校,洛杉矶教育局为什么可以如此任性?

就在15天前,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枪击案造成14人死亡,后被证明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隔壁发生了自911以来死伤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势必会影响50英里外洛杉矶的决策,综合来看停课的成本远远比恐怖袭击的风险小得多。

洛杉矶警局要求公立学校“闭校停课”,只是地方行政机构发布的恐怖袭击警报,与联邦政府的全国性恐怖袭击预警相去甚远,并不是联邦政府的预警失误。

自911后布什政府建立“国家恐怖袭击预警系统(Homeland Security Advisory System,HSAS)”起,联邦政府一直谨慎使用预警系统,一方面,启动预警状态的费用高昂,花的可都是纳税人的钱。预警系统建立仅一年,布什政府共三次宣布提高恐怖威胁警告级别,每次都是大举强化安全措施,但是在警告发布后,却没有发生任何恐怖袭击。这引起了民众对预警系统的广泛质疑,认为这种系统除了吓唬人以及花费纳税人钱财之外没有其它用处。而当年的反恐预算几乎成为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国土安全局年度预算377亿美元用于情报和预警系统,比2002年度的195亿美元增长了将近一倍,占总预算16.9%。

另一方面预警系统在设计之初只用来发布信号,不提供具体的恐怖袭击信息或躲避措施,无形中默许了地方执法机关许多特权,有特权就会有反抗。

“国家恐怖袭击预警系统”把恐怖袭击的风险从低到高分为绿色、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五个等级。911后,“反恐战争”状态下的黄色预警一直没有解除,对大规模的群体行动尤其敏感。2002年11月,乔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公民组织“SOA Watch(School of American Watch,SAW)”在申请抗议和平游行后,被强制要求佩戴一种磁力计,实际上就是一种金属探测器。一旦游行公民超出了原先规定的游行区域,警方将有权力进行人身搜查和逮捕。而在此之前,SAW并没有出现过暴力游行行为。

SAW以违反宪法第一和第四修正案,责成联邦基层法庭停止警察的搜查行为,法院驳回了SAW的要求。直到2004年SAW组织者Roy L. Bourgeois一纸诉状把哥伦布市高级法院法官Bobby Peters告上了第11巡回上诉法院,法院最终判SAW胜诉,法院的判决书写道:“黄色警报”已经存在两年半,“反恐战争”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不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削减宪法赋予的权力。

Bourgeois胜诉后,众议院在第二年就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发布颜色预警时,联邦政府要明确地方执法部门权限范围,想尽办法维护民众的合法权利。法案在美国国会以压倒性424:4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恐怖分子不再只是外国人,还有被外国恐怖组织招募的美国公民。

尽管颜色预警系统在不断完善,但在过去10年间,美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威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恐怖组织的袭击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变化,特别是来自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威胁增多。

尽管美国没有再遭受类似911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但个人恐怖的威胁警报却频频拉响。2009年11月,在美国德州基林市附近的胡德堡军事基地,美军心理专家Nidal Malik Hasan少校开枪行凶,导致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哈桑原来是约旦籍,即将派驻伊拉克。据调查,这位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曾多次造访鼓吹“圣战”的网站,甚至与“基地”也门分支头目奥拉基有多次邮件往来。极端思想煽动的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发生时间很短,可能只有很短的前期预警或者根本没有事先预警,其威胁要远远高于精密协调组织的大规模袭击。

预警系统门槛过高难以启动,国土安全局转而投向民众主动防御。

2010年5月1日,一辆停在西45街和第七大道路口的日产尼桑车不断冒出白烟。一个街头小贩提醒了正在巡逻的骑警Wayne Rhatigan。Rhatigan闻到了车上的火药味儿,紧急联络了一同巡逻的两位警员疏散人群,后发现车上装载着用两个计时器、三个丙烷气罐和另外两桶一加仑装汽油以及烟花制成的炸弹。塔利班在事件发生第二天认领了没有爆炸的尼桑车。尽管纽约警方认为并没有证据显示汽车炸弹事件是由塔利班策划,但事件嫌疑人、巴基斯坦裔美国人Faisal Shahzad承认在策划时代广场的汽车炸弹之前,曾在巴基斯坦一处恐怖分子营地中接受过制造炸弹的训练。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意识到正是那位路过的小贩和骑警的及时反应拯救了时代广场的密集人群,随即发起了“If you see something,say something(如果你看到了什么,就说出来)”活动,鼓励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积极举报可疑人群和装备。纽约大学政府改革研究方向的教授Paul Light指出,如果仅靠联邦政府的“高能预警”,反而让美国民众处在持续恐慌或麻木的状态中,发出警报后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民众只能被动忍受恐怖袭击的威胁。众多议员和立法官员的争议,促使国土安全局重新考虑“颜色预警系统”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斯波坎市2011年1月18日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游行队伍中,三个工人发现了在街边长椅上的可疑包裹,随即报告了波斯坎警察。后经证实,包裹里的炸弹足以造成大规模伤亡。美国民众的主动防御意识,引起了国土安全部的注意。自发预警不仅能节省大笔费用,还能有一手现场信息,再借助Face 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传播,简直堪称完美。不久之后,国土安全部从纽约大都会运输署争取到了活动授权。

与布什政府时代的“反恐战争”相似,奥巴马政府的“两级预警”同样带有“反恐政治”的色彩。

但并不是每一次民众雪亮的眼睛都能发现可疑的包裹。在奥巴马发表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两天后,时任国土安全局局长的Janet Napolitano宣布将推出国家恐怖威胁预警系统(National Terrorism Advisory System,NTAS),实行新的“两级预警系统”,意在弥补颜色预警系统的缺陷,建立一个情报准确、可操作性强的信息预警系统。

同时“两级预警系统”也借鉴了“If you see something,say something”活动中社交网络的应用,一旦有来自可信赖信源的危险信号,将通过社交网络发布出去。预警信号只分为紧急(imminent)和升级(elevated)两种,但只有在收到“具体、可信”的恐怖威胁时才可以启用,启用标准过高,网络另一端的民众始终没有等来国土安全放出的袭击预警。直到今年加州枪击案发生后,国土安全局再次提出了新的预警系统,在原先的“两级预警系统”之上增加了“中间级”预警,在信源可信、信息不够详尽的情况下也能发出恐怖袭击警告,这意味着只要有恐怖袭击的蛛丝马迹就可能进入紧急状态。

实际上,在发布正式的恐怖袭击预警之前,预警发布方必须对恐怖袭击信号和恶作剧进行真假甄别。例如,在洛杉矶发出“停课”通知的同时,全美最大学区纽约的多所学校也收到了内容一样的匿名邮件,却并没有采取预警措施,正是因为纽约警察局对邮件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发现信件内容并不是“圣战”分子常用的写法,也没有提及“安拉”或古兰经中的诗句。

但是,州一级的反恐信息甄别还主要依赖联邦情报机构的协作。911之后为了减少情报系统之间的竞争,联邦政府改组了情报系统,成立中情局,与联邦情报机构共享信息;而与州情报机构间信息确认和沟通往往需要反应时间。在两年前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两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引爆了藏在沿途体育用品商店里的自制炸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183人受伤。然而马萨诸塞州当局在事后调查时才知,引爆炸弹的嫌疑人之一Tamerlan Tsarnaev早已被俄罗斯和美国情报机构记录在案。

因此,同是州级行政机构的纽约警局也对洛杉矶关闭学校的决策表示理解。尽管目前洛杉矶学区已经解除了恐怖袭击预警,在FBI确认匿名信件的来源之前,真不能责怪洛杉矶教育局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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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反机器的验证码,反人类的12306

【回声专题】反机器的验证码,反人类的12306摘要:验证码技术最初是用来防止程序对计算机的攻击,但是12306验证码为了抵御黄牛的攻击将验证码设置得繁琐复杂,以致众多网友抢不到票,不免本末倒置。来自美国的四位程序员Mark D. Lillibridge, Martín Abadi , Krishna Bharat 和Andrei Broder应该不会想到,18年后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正在一个名叫12306的铁路购票网站上与验证码斗智斗勇,当初他们用来防御机器人的设计如今却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吐槽。上个…

【回声】反机器的验证码,反人类的12306

【回声专题】反机器的验证码,反人类的12306

摘要:验证码技术最初是用来防止程序对计算机的攻击,但是12306验证码为了抵御黄牛的攻击将验证码设置得繁琐复杂,以致众多网友抢不到票,不免本末倒置。

来自美国的四位程序员Mark D. Lillibridge, Martín Abadi , Krishna Bharat 和Andrei Broder应该不会想到,18年后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正在一个名叫12306的铁路购票网站上与验证码斗智斗勇,当初他们用来防御机器人的设计如今却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吐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网络还刚刚兴起。可是用户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常常被恶意计算机程序篡改搜索结果,以及大量的垃圾邮件不断干扰人们的正常通讯,给用户的使用带来严重困扰。

验证码的出现是为了“反机器”,是为了将人类和计算机程序区分出来的算法,目的是为用户上网提供安全保障。

于是上文的四名程序员就在1997年研发出一种 “选择性限制计算机系统访问办法”!(Method for selectively restricting access to computer systems)。在他们给美国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办法的想法和细节,他们通过“扭曲字符识别”,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最普通的那种对字符进行变形、缩放,或者在字符背后添加干扰背景的验证码形式,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当时OCR!(光学字符识别)的攻击。

但是这种限制办法面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如何区分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人类而不是一段计算机程序?早在1947年科学家阿兰•图灵!就认为人和机器人是有区别的,他提出的“图灵测试”可以通过询问机编写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测量判定,即“人向机器提问”。但是验证码却是“反图灵测试”,即“机器向人提问”。2003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路易斯•冯•安领导的CMU研究组正式提出“验证码”这一概念,全自动开放式人机区分图灵测试 (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s Apart),简称CAPTCHA。

CAPTCHA的目的就是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一种程序算法 ,这种程序必须能生成并评价人类容易通过但计算机却通不过的测试。但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这意味着一个 CAPTCHA必须能生成一个它自己不能通过的测试。为了与计算机抗衡,人们便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验证码设计之路。

一个稳健、能被广泛使用的CAPTCHA需要能够快速产生大量测试,需考虑用户在语言、文化背景、甚至身体状况方面的差异。

在CAPTCHA设计中,文本验证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验证码形式。它需要用户识别并输入扭曲图像中的字符,通常采用两种手段提高测试的安全性: 1、图像变形.对字符进行尺度缩放、旋转、扭曲等加大识别难度。2、添加噪声.添加线、块、较小的字符等噪声干扰识别. 按照不同的字符生成方式,基于标准字型库、基于印刷体和基于手写体的形式变化等。

随着字符分割和OCR技术的发展,通过采用像素点计数、垂直水平投影等图像预处理手段就可以很容易地破解这些文本CAPTCHA。目前,谷歌算法对扭曲文本类验证码的识别率已经达到了99%,换句话说,此类验证码已经不再能准确检测出坐在电脑前的是人类还是程序了。但是为了保证网络服务的安全性,人们必须不断开发出在较长时间内能抵御机器攻击的CAPTCHA技术。

图像验证法因此应运而生。它是基于图像分类、目标识别、场景理解等计算机视觉领域较难的AI问题。开发者可以建立图像数据库,通过图像分类,例如:呈现给用户某种动物的4幅图片及一张动物名称列表,用户不需要键入动物名称,只需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即可。

但是这种CAPTCHA有个明显的弊端,用户一旦拥有了这个图像数据库,算法自然不攻自破。为了增加破解难度,一家国外的流浪动物领养网站将传统的单选模式扩大到多选模式,结果显示随机猜测攻击的成功率仅为1/54000。谷歌通过一种基于图像方向识别的CAPTCHA what’s up,测试要求用户将一幅图像旋转到它的垂直方向。

在“验证码”这片星辰大海上,国外的研究者往往是各出奇招。2009年,一家位于美国纽约的Solve Media公司甚至将验证码应用到商业领域。当你在登陆购物网站或是收发邮件时,不必再纠结于那些乱七八糟的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取而代之是广告或常见品牌的标志。当弹出一幅广告图片时,你只需填入它是哪家公司即可,这个便是广告验证码。自打该系统上线以来,Solve Media就吸引了2000多家出版商以及超过75个广告商使用这个平台,包括丰田、微软、环球影业、美国在线和Tribune等。

Facebook在2011年还推出了社会身份识别信息的验证形式。“我们会提供你的好友的照片让你来填写他们的姓名,黑客们可能会知道你的密码,但却不知道你的朋友是谁。”Facebook安全部的主管Alex Rice说道。

与此同时,越来越智能的验证码也将另一部分人类挡在了外边,那就是视觉残障者,他们根本无法辨认出那些扭曲文字的真正写法。澳大利亚的一名盲人韦恩•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CAPTCHA根本就是无法识别残疾人类”。他在互联网上发动了请愿,动员那些互联网公司放弃验证码这一愚蠢的验证形式。即使CAPTCHA有语音验证,但语音背景噪音大且难以辨认,并且由于语音验证对资料库和网络带宽要求比较高,所以这项应用并不能广泛运用到各种网络服务中。

被嫌弃的12306验证码成为阻挡大家过年回家的防线,面对骂声和质疑,12306奋发图强,投入多,收效微,在解决购票问题上渐行渐远。

中国铁路总局2013年上线的12306网站不仅需要确保在公众在同时进行购票时网站不会瘫痪,还要想办法与那些抢票软件做斗争。过去两年时间里,12306网站验证码机制频繁升级,显示形式也越来越奇葩,其中,2013年12月升级为彩色动态验证码;2014年1月升级为新版静态验证码;2014年12月升级为完全看不清的“群魔乱舞”验证码;2015年3月16日,需要一定知识储备、眼神不好下不了手、手机端更难看清且使用至今的图片验证码正式上线。

12306解释说图形验证码难度加高是为了防止黄牛。虽然高难度的验证码使来自外界的攻击变小了,但用户体验却变差了。在今年的春运抢票中,许多网友就直呼12306网站的验证码变太变态,验证码无法辨清,在输错一次之后票就没了。

根据360浏览器公布的数据显示,12306网站的购票验证码共有581种,按照要输入两个关键词的规则,排列组合多达336980种。一次性输入准确的比例为8%,两次输入准确的比例为27%,三次甚至4次以上输入准确的比例为65%。如果一次性输入成功的平均用时为5秒的话,按照热门车票“秒光”的情况计算,每输错一次验证码,就意味着当次购票成功率下降80%左右。

其实,12306网站备受诟病的验证码是对谷歌在2009年发明的计算机视觉形象标识(Computer Vision problem of image labeling)的借鉴,只不过谷歌远没有这么丧心病狂。12306网站降低了验证码的图片质量,增加了关键词,当你在输错刷新多次后图片还会由8张变成16张,这让12306网站验证码看起来不仅不人性化,还特别的“反人类”。

相比起12306越走越复杂的验证码之路。国外的科技公司正着手把这个恼人的玩意变得简化。去年年底,谷歌正式宣布他们绝大部分的“验证码”都将被一个简单的复选框所代替,用户只需勾选“我不是机器人(I’m not a robot)”即可。也就是说,用户不必再输入一些失真的单词或数字了,谷歌表示在大多数条件下,他们可以判断出一个真人和一个自动程序之间的不同,据说区分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微妙差异,在于单击之前移动鼠标的那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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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跌至1%,过剩库存有增无减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份《中国住房报告(2015-2016)》,称商品住房过剩总库存高达21亿平方米,楼市已进入“结构性过剩”时代。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涌向房地产市场的资本增速平均保持在20-30%之间,即便是金融危机后一年也有超过16%的增速,但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增速急剧下滑,直至今年11月同比增长跌至1.3%,住房投资增速更是跌到0.7%,几乎是住房市场化以来的最低记录,这也意味着房地产投资对今年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几近于零。
投资减缓的同时,商品房新…

【数读】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跌至1%,过剩库存有增无减

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跌至1%,过剩库存有增无减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份《中国住房报告(2015-2016)》,称商品住房过剩总库存高达21亿平方米,楼市已进入“结构性过剩”时代。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涌向房地产市场的资本增速平均保持在20-30%之间,即便是金融危机后一年也有超过16%的增速,但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增速急剧下滑,直至今年11月同比增长跌至1.3%,住房投资增速更是跌到0.7%,几乎是住房市场化以来的最低记录,这也意味着房地产投资对今年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几近于零。

投资减缓的同时,商品房新开工面积自去年以来也进入负增长状态,施工面积增速一路降至1.8%,但投资和建设速度的大幅减缓并未使得住房过剩的情况有所好转。截至11月,中国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积达7亿平方米,增速超过16%。如果算上期房待售面积,则2015年中国商品房总库存预计高达39亿平方米,去化周期达4.5年。

这些在建或已完工的面积有7成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因此相比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住房供应过剩的情况在那些最不发达的城市里更为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估计,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过度建设导致房屋存量超过11个月的销售量,但由于外地人口的持续涌入,尚在可控范围内。二线城市的新房存量接近1.5年的销售量,而在三四线城市,待售房屋存量则相当于3年的销售量。

积压卖不出去的房子并没有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的好日子也跟着到头了。尽管如钢铁、水泥等下游行业一样靠举债支撑的开放商并不少见,但银行业对他们却格外施恩,比如一家负债水平已经高达292%的大型地产公司,其拥有的土地供应需要八年才能消化,却能继续从银行那里借到1000万人民币的贷款,负债累累的地产开发商们仍然相信中国经济不会放弃他们。

至于这个牵动影响中国经济活动四分之一的行业接下来该如何应对,社科院在报告中建议,2016-2017房地产市场调控应促进投资恢复到10%的增速,并且实现在销售大幅增长的同时,保持房价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以免开发商出现债务违约。显然,专家们在为振兴房地产业深谋远虑时,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底谁要来买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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